杨度：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十分奇特的人物(3)

　　杨度学佛既久，遂集论佛文章13篇，合为《虎禅师论佛杂文》，自印赠人。此书震动了梅光羲。梅光羲与夏莲居同师事于慧明法师，时人称为“南(昌)梅北(平)夏”，近年因夏莲居会集《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风行海内，遂声名又起。梅光羲修书一封，极尽推崇褒扬之能事：“昨蒙开示，拜颂感谢，并读大著《论佛杂文》，直与《六祖坛经》、《传法心要》等书，无二无别，真与从上诸祖，把臂同行，同一鼻孔出气，而文字尤切今世之用，诚至宝也，钦佩之至。惟光羲尚有请者，我公庐山悟道之最初方便，及中间之经过历程，尚恳明白宣示，非但光羲得所遵循，即后之盲修瞎练者也可同沾法雨。我公老婆心切，定当作此法施也。”杨度于是作《新佛教论答梅光羲》，自叙学佛次第及其原因、结果，洋洋洒洒，约一万五千字，是为杨度最重要的一部佛学论文，其中颇有一番革新气象，而又带有太浓重的个人主观意见，以至于一些佛教基本教义俱被他推翻。

　　在这篇文章中，杨度提出了四不法门、无我论及无我法门的主张，其中尤以“四不法门”最能体现杨度的佛学思想。所谓的“四不法门”，用杨度自己的话说：“予于学佛修行中，经过迷途者四，初迷后悟，次第舍弃，今于事后追思，各得消极之用，以告学者，亦可觉迷，故命曰：四不法门。”即：

　　一、不离身以求心。撮而言之，杨度认为：“古宗教家设教愚民，既欲骗其生前行善去恶，必须诳以死后得福免祸。此大诳语，虽至人类绝种之日，必无死尸说话之时，永无对证证明，亦无反证证倒，故可迷多数人，而数千载，为大宗教。今以物理绳之，有性无体，世无此物；有心无身，世无此人。矿植动物皆然，人类何能独异？舍体求性，无性可求；离身觅心，无心可觅。欲求无身之心，如觅无形之影。人非至愚，决不为此。是知灵魂纯为妄说，净宗亦病模棱，似是而非，易生误解，非善法门。予自有第一次之大疑，乃悟灵魂说为外道，而非佛法。离身求心，无有是处，予遂超出第一迷途。”

　　二、不著身以求心。杨度起初以为“持戒可以禁欲，静坐可以安心”，遂依天台宗之止观法，每晚静坐两小时，存心丹田，日久颇有效验，并可以运气为人治病。但他后来又感到“此法养身则优，治心则拙”，“所行甚苦，而所得甚微”，遂认为“一切身心，不宜强制”，“食、色等戒未尽合理，肉食、蔬食何者卫生，此与一切饮食问题相连，须待他日物理化学大明，方能为科学的决定。即舍卫生而言戒杀，亦尚有理。至于男女肉欲，源于生物本物，以之传种，非人类所独有，若以绝欲为戒，无异禁佛教之普行，设便世间一切男女，皆奉佛教而为僧尼，人种且绝，何有于教？成谓不必戒欲，但须戒淫，以防痴乱，其说甚是，然淫欲二者，界限如何划分，条教如何规定？且藉谨身以防心，亦非治心之本，不如解放僧尼，同于居士。此种肉欲之戒，有损于身，无益于心，违反生理，决须扫除。”杨度进一步认为天台宗“窃取道家之材料，饰以佛家之学理，援道入佛，性命双修，几成变相神仙之说，实应屏诸佛教以外。天台所传道家特别卫生法，可以据此养生，而不可以依此学佛。”他并且认为拜跪、禁睡、面壁、闭关等皆与静坐一样，应该删弃，“惟持一不妄语戒，不问善恶，但问真伪，凡真皆善、凡伪皆恶，身心皆取自然，一切不加强制。”

　　三、不积极以求心用。杨度认为佛教的密宗，不研究佛理，专尚神秘，讲究神通，结果是一心求用，妄念滋多，会陷入左道。中国的祝由医科，苗民的巫蛊术，蒙古、西藏喇嘛 的各科法门和密宗的咒术等，都是讲求“神通”，属于神学范围。将来科学发达，神学必成为科学范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求神不必心觉，学佛不必神通”。

　　四、不消极以求心体。杨度曾苦行诸法，以求无念，终无效果。偶尔止念，亦不过须臾，未能常住。杨度遂起疑情：人心能否无念？无念是否成佛？杨度最后认为：“人断不能无念，无念亦不为佛。盖念者脑之作用，无念者脑之作用全停。人虽病，脑念不全停，必待身死，始停全念。身死然后心死，心死然后念死。若以无念为佛，世惟死人无念，岂得为佛？”杨度接着论证入定、睡梦均非无念，他因此得出“悟空定等法为外道之禅，而非佛法之禅。消极以求心体，无有是处”的结论。

　　杨度认为自己所立教义“一切合于论理科学，所有迷信神秘之说，如灵魂轮回等义，以及违反生理之诸戒律，概与扫除，若与旧义相比，直为佛教革命。昔者德人路得(马丁·路德)革新耶教，分为旧教、新教，以此为例，则予所论，即为佛教革新，应即命曰新佛教论。”

　　杨度的新佛教论的确是骇人耳目的，与太虚的“人间佛教”比起来，它有许多对佛教本质上的破坏与颠覆。杨度的个性中，有其守旧的一面，如他的坚持君主立宪；而在守旧的背后，不甘寂寞的杨度又有离经叛道的一面，这促成了他欲对佛教进行革新的意图。他固守老观念，同时又接受新思想。近代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以及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均对杨度产生极大的撞击。杨度是以佛教徒自居的，他以一教内人士身份所倡之种种革新，不是欲遏止佛教的发展，而是为了令佛教更适应在世俗社会的传播，他的主观意图是好的，但在客观上，他的新佛教论是对传统教义的一次反动。

　　杨度有一篇《自题小照》，饶有趣味，亦可见杨度思想之一端：

　　我是苍生托命人，空空了了入红尘。

　　救他世界无边苦，总是随缘自在身。

　　杨度的佛学作品，留下的不多，除本文所引外，尚有《〈八指头陀诗文集〉序》、《〈新续高僧传〉序》、《重修衡山方广寺募捐启》、《〈我佛偈序〉赠美国贝博士》等多篇。自不惑之日起直至命终，杨度事佛凡15年。1931年9月17日，杨度病逝于上海法租界薛华立路一五五弄十三号寓所，临终前自撰挽联，曰：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可见杨度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帝王学”(帝道)和“佛学”(真如)。

　　杨度是否开悟？其对夏寿田、杨庄之印证是否冬瓜印子？其新佛教论意义何在，是正面的抑或是负面的？凡此种种，似乎是一目即可了然的，相信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本文试图对杨度的佛学思想做一简单的梳理，至于更深层次的思辩，则留与他贤。关于杨度，我想的只有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