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涟源人

  08-27 
    易炼红:岳阳市委书记 

    易炼红,男,湖南涟源人,1959年9月出生,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8月参加工作;    
    1978年10月至1982年7月,在湖南师范学院经济系学习;    
    1982年7月至1984年9月,在邵阳基础大学任教;    
    1984年9月至1987年7月,在陕西师范大学经济系攻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7年7月毕业分配到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工作,曾在经济学教研室任教,后担任科技教研室副主任;    
    1990年1月至12月在株洲化工厂挂职,任企业管理办主任助理;    
    1992年2月至1994年元月,在沅陵县挂职,任副县长;    
    1994年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校长助理;    
    1995年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    
    2000年7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正厅级);    
    2001年底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委员;    
    2003年8月,省委党校与湖南行政学院合并,易炼红同志任常务副校(院)长    
    2004年5月,任中共岳阳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2006年9月25日 中共岳阳市委五届一次全会上当选为中共岳阳市委书记。  

    刘海藩:原中央党校副校长  

    刘海藩,教授,1935年生。湖南涟源人。1965年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到中共中央党校任教。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会长,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会副会长。  

    编著有《国民经济管理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城市经济学》(求是出版社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概论》(求是出版社1989年)、《对外经济管理学》(求是出版社1991年)、《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海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深化改革的难点和对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探索》(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当前党政干部关注的深层理论问题》(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年)、《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求实出版社1997年)。1984年参与编写中央电大国民经济管理课程教材,并担任该课程主讲教师。 (王振华)    

    谭谈:文艺名人  

    中国作协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工人作家。  

    湖南省涟源县(今涟源市)人,1944年5月生于涟源县山区一个贫苦农家。上小学时每天跑10多里山路。因家庭生活困难初中二年级时辍学。14岁开始做工。当过修公路的砸石工、炼铁厂的翻砂工、煤矿的采煤工。艰苦的劳动生活和对知识的追求,日益明白了人生的道理:人生之船的舵掌握在自己手里,人生的命运*自己去创造。  

    60年代初,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的战斗生活给予他以灵感,于是拿起笔来,写身边的人和事,讴歌火热的生活。1964年,在南海前线他以一篇小说叩开了大型文学刊物《收获》的大门,深受鼓舞,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65年,他的《听到故事之前》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还在《收获》、《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作品9篇,为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奠定了一个高起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受到严峻的考验,《人民文学》等刊物留用的5篇作品打入冷宫,原来发表的小说受到批判,被复员回到家乡继续当矿工。矿山丰富多彩的生活给予他以心灵的震撼和激荡,促使他搁笔5年后又干起文学创作。1971年开始,在《湖南日报》、《工农兵文艺》上发表作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创作了大量生活气息浓郁的文学作品。80年代跻身于专业作家行列。历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湖南省文联执行主席。并先后担任中国文联全委、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出席过中共十三、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现任湖南省政协常委。先后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和一批中篇、短篇小说、散文集及其它文学作品20多部、500多万字。其中:《山道弯弯》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风雨山中路》、《山野情》获首届全国煤矿题材长篇小说乌金奖;长篇自传《人生路弯弯》获全国第四届青年读物优秀图书奖。《山道弯弯》等小说还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享誉海内外。他成为新时期文学湘军中的一员大将,蜚声文坛。  

    他的文学创作遵循现实主义原则,敢于直面现实。无论是歌颂还是暴露,都以生活的真实和明快的风格,给人以鼓舞、以力量、以警觉、以思索。他重视写真实、写生活、写情感,其作品描绘了一个个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形象和艺术典型。《山道弯弯》中二猛和金竹,之所以打动读者和观众的心,正因为是人们生活中有情有义者的艺术化身。  

    他深入生活,贴近群众,为人民群众鼓与呼,与普通老百姓共命运。1997年兼任娄底地委副书记,3个月跑了21个贫困乡、108个特困村,访谈扶贫工作。1998年又到湘西山村采访“扶贫司令”彭楚政的先进事迹,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大山的倾诉》。他十分重视培养工人作家,涟邵矿务局那块黑金土地上崛起的上十位工人作家,就与其心血分不开。作为一个工人作家,他坚持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良的精神食粮。  

    1999年,他的八卷本、230多万字的《谭谈文集》,由作家出版社选编出版。  

    颜家龙:大书法家  

    颜家龙 湖南省涟源市人, 1928 年 1 月生, 1948 年肄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嗣后又进修于浙江美术学院。 1949 年参加工作 , 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文化艺术工作,之后长期任湖南日报美术组长及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书法及国画教师。现为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南工业大学 、 湖南财经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教授,湖南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湖南省书画研究院特聘画师。   

    著者幼 承家学,随叔祖父昌峣先生习字,后主攻行、草书,对王 羲之、米芾、黄庭坚等大名家的墨迹研习殊勤,尤得力于李邕之《麓山寺碑》。其于汉、魏诸名碑亦广为涉猎而甚具心得。   

    著者奋勉临池,数十年不辍,广纳博取,并能融会贯通,且逐渐形成强烈的自家风格。其书用笔凝重而洒脱,结体端庄而大度,蔚然有大家风范,为书坛所称誉。   

    其作品先后参加全国第一、三、五、六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及其他全国性重要展览。作品不仅在湖湘大地广为流传,且全国不少名胜古迹多有其镌刻或陈列之墨迹,传至国外及港、澳、台等地区者为数亦夥。   

    著者不独书法造诣精深,其国画亦富功力而具特色。而于诗词联语等亦甚有研究,本集所用内容全属自撰,堪称有学养之书家。此集之问世,必将耀采于书坛。   

    余彭年(彭立珊):著名华商  

    2001年10月12日,坐落在深圳罗湖闹市的我国第一座个人出资兴建的公益性五星级大酒店——彭年酒店,迎来了营运一周年的纪念日。这座楼高58层、面积10多万平方米、投资20亿、具有五星级标准和深圳市最高的空中旋转餐厅、被称为深圳第三高楼的大厦,格外受到世人瞩目。因为,一年前的今天,这座大厦的主人——著名企业家、慈善家、时年78岁的港商余彭年先生向世人承诺:大厦每年纯利永久性捐献我国教育、科技、福利事业;每年损献1000万元人民币用作科技教育资金,其中经广东省科学技术厅批准设立的“彭年科技奖”,将对一批为深圳科技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给予重奖。是年,首届“彭年科技奖”经专门设立的评审机构评定揭晓,18名科技工作者和经营者获奖,分享总额为350万元的奖金。  

    余彭年先生称,科技是人类进步的灵魂,设立科技奖是他多年的愿望,目的是激发越来越多的人为民族振兴而奋斗,彭年科技奖将办得一年比一年好,并在条件成熟时扩大评奖范围,加大资金规模。  

    年近八十的余彭年先生,看似五十之余,红光满面,精力充沛。在繁杂的大厦事务管理之余,骄傲的老人也常在宽敞的大厦办公室里摇壶品茗,回顾自己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禁不住感既系之:自己追逐过金钱,也如愿以偿地拥有了巨大的财富。而在金钱和财富面前,老人更多的是清贫时的豁达、无私、无畏。想当年,自己构思在深圳建一座公益性的大厦,曾遇到过重重阻力。如今,大厦经营已硕果累累。这些财富凝聚过他的辛劳与创造 ,它来自社会,最后将它无保留地回馈给社会。  

    这是一种睿智的安排。他不懊悔当年的承诺。  

    苦难少年  

    余彭年(又名彭立珊)祖籍湖南涟源。其父余麟阁,其母萧氏。余麟阁在涟源蓝田经商数十年,历经磨难。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其父身遭枪击,险些丧命。1912年,涟源又遭水灾,全家八口及房屋财产全部被洪水冲走。水灾过后,在父老乡亲的鼎力资助下,父母及兄弟六人才得以团聚,重建家园,继续从事小本经营。时至今日,余彭年仍忘不了乡亲们的扶助之恩,父母的叮嘱一直铭刻于心:“日后若有出息,一定不要忘记父老乡亲的恩德,为家乡做几件好事。”父母病逝前,又将儿女一一叫到病床前,千叮万嘱,不忘报答乡亲。这种不求个人名利、但愿助人为善的美德,深深地植根在余彭年的心中,即使身陷囹圄,也未曾动摇。  

    1949年,余彭年在湖南有过短暂的记者经历后,辗转来到上海经商。1954年冬天,不料被人诬为“逃亡地主”和“有海外关系”而被判刑三年。  

    服刑期间,余彭年因“表现好”和“有文化”,被安排拆阅犯人的外来书信,并加以归类、分发。余彭年每每读到这封封饱醮亲情的书信,无不被感动得潸然泪下。想到父母在刀兵水火重重困苦之中的养育之恩与生前嘱托,更坚定了余彭年立意不违父训,实现父母遗愿,回报人间真情的信心。  

    3年监狱刑期届满之前的两个月,命运之神开始眷顾狱中的余彭年。  

    “逃亡地主”被查证不实,“海外关系”也子虚乌有,余彭年狱释。  

    上海已不是安身之地。余彭年时时刻刻想到的就是回到湖南老家去。余彭年本想做一番大事业以后回乡报效乡亲的,但此时此景,孤身一人,身无分文,如何面对家乡父老?“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少年余彭年即已立志“游四方,成大事”,如今已近而立之年的余彭年怎能赤手空拳回到涟源?在友人的介绍下,他选择了当时正值战乱过后悄然崛起,与上海滩几与等名的东方之珠——香港。  
    
    历经挫折  

    1958年,余彭年经过合法申请批准,从上海来到了香港。  

    一张通行证,一只空空的行囊。除此之外,再就是满腔的热血。在香港街头,余彭年饱受了漂泊之苦。先后做过清洁工、勤杂工、泥水工等。露宿街头时,被误认为是小偷而遭到殴打;流浪街头时,被视为偷渡者而关押;仅仅为好奇而观看打群架,也被误认为是同党而遭到追打……  

    在颠沛流离中,余彭年动摇过,后悔过,痛苦过,还曾为不能实现父母的遗训而想到过自杀。但是,余彭年却从来没有堕落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渴望自己有滚滚而来的金钱,但他更看重的是人间真情与父母的教诲。  

    许多年以后,余彭年在给湖南省人民政府的信中写道:“海外侨胞并不是生下来注定发大财、能成为大富豪。其实,他们大都是凭着一双空拳、苦打天下起家的。每一块钱都凝结着侨胞的血汗,饱含着他们的心酸。然而,只要事业有成,他们就不忘为家乡造福……”  

    在当清洁工时,余彭年懂得了怎样用自己的劳动换来别人的尊重,也懂得了如何尊重别人的劳动;在当勤杂工时,懂得了人与人之间只有竞争才有平等的道理;在当泥水工时,又使他对建筑业、进而对房地产业稍有认识。  

    勤劳、善学、经验逐步积累的余彭年得到了一位房地产老板的赏识。他追随老板进入了台湾房地产市场,且历练愈来愈深。后来,老板以“单独出资、利润双方平分”的方式放手让余彭年自组公司进行经营。人到中年的余彭年掘到了“第一桶金”,同时筹划着下一步掘金之路。一辈子别无嗜好、不赌马、不沾麻将的他依然保持着习惯性的生活方式,自奉甚俭。为使口袋里的钱变成更多的钱,他选择了股票市场。但余彭年不谙此道,将资金全部投放进去,灾难随之而来,1967年,香港股票从1700点高位狂跌至300点,余彭年损失2000万,几乎是他的整整“第一桶金”!  

    坎坷崛起  

    有许多人在遭遇到了如此毁灭性的打击后,便会一蹶不振。但余彭年清醒地认识到:金钱是可以失而复得的。  

    在记者问及“一个人如何才最有可能取得成功”时,余彭年极快地回答道:“判断力。”当年在股票市场投机时跌下的一跤,就是因为自己不懂股票,而没有准确的判断力。如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有关余彭年两个成功的例证,同样说明了判断力的重要。  

    股票投机失败后,余彭年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房地产界。  

    1967年,香港影星李小龙病死,留下一套1000多平方米的豪宅。香港人迷信,认为名气太大的人住过的房子不能住,所以没有人敢买。余彭年当机立断,从银行贷款70万元,自己掏出35万元,将这栋带有游泳池的豪宅买下,并装修一新。尔后,租给外国人住了8年,*租金还清了银行贷款。到1996年时,这套房子价值达到7000万元。  

    1975年,寓居香港的某贵妇去世,余彭年又花250万元买下她的豪宅,重新装修。到1995年,这套房子升值至8000万元。  

    余彭年审时度势,将这两栋房子都转手卖了出去。  

    奇妙的香港房地产界为余彭年重新崛起提供了一次次机遇。他在香港这片土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多少年来,沉浮于严酷的生意场上的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父母的遗训。1981年,已年过半百的余彭年思乡心更切,国门洞开使得他更添回报家乡的豪情。是年,余彭年在自书《我的感言》中写道:人年五十,事业如有成,好比十八姑娘一朵花。人生几何,应当机立断,在不影响健康的原则下,想尽一切办法享受外,如条件许可,当与人为善慷慨助人……  

    回馈乡情  

    1981年,余彭年回到了阔别整整32年的故乡——湖南涟源。自此,开始了他回馈家乡父老的义举善行……  

    7年后,湖南省人民政府在省会长沙刻碑铭记他历年来对故乡的捐赠:  

    涟源县医院救护车,各种医疗仪器  

    涟源县龙卷风救济款  

    涟源市立珊学校  

    涟源市水坝一座  

    涟源市彭立珊救护中心  

    长沙五一广场地道工程  

    长沙市彭立珊救护中心  

    大庸市彭立珊救护中心  

    ……  

    上述捐赠项目,折合人民币约1500万元。捐赠偏重在医疗、教育等项目上。而这些还只能算是余彭年对内地大规模捐赠的起点。  

    对于在境外摔打了数十年的余彭年而言,那回馈桑梓的浓浓乡情,早已升华为报效祖国的一腔赤诚情怀。  

    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余彭年心如刀绞。许多人通过电视见到了余彭年脸带歉疚的神色及其解释: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了他的资金调动,在建中的彭年大厦需要资金。但是,他仍然捐出100万元……  

    也许,任何慷慨陈辞都不及余彭年此时的略显无奈,更能印证他曾经表白过的那番心迹:“每一块钱都凝结着侨胞的心血……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把它浪费和滥用。”余彭年遍施金钱,然而,更多的时候,他却是“锱铢必较”。在深圳,1991年,他向全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捐赠100万港元用于奖教助学。3年后,他又向深圳大学捐赠了科研经费200万元……年年来,余彭年在内地共捐助兴建学校400余所,无数素昧平生的失学儿童得以重新走进课堂。1991年3月,国家副主席王震为余彭年颁发接受捐赠证书。余彭年握着烫金证书时,激动地说:“接受王副主席为我发的证书,十分荣幸、十分高兴、十分激动。我所捐赠的微薄款项,只是为祖国的基础教育事业尽绵薄之力,以报祖国的养育之恩。”创业的艰辛令余彭年深深体会到“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的人间冷暖,他立下了“宁我助天下人,毋天下人助我”的座右铭,并点滴付诸行动:经常探访香港老人院和孤儿院、创办九龙塘护老中心、担任尖沙咀街坊福利会永远名誉会长、国际九龙狮子会会员,并以个人名义成立了“余氏慈善基金会”等,成为香港知名的企业家和慈善家。  

    壮心不已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余彭年就在做着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收缩分布在香港、台湾及海外的投资。能调集起来的资金都到了深圳,最后集中在“彭年广场”这座巨型建筑上。  

    操一口混杂有湖南、上海、香港口音的普通话的余彭年不无骄傲地说:“这座大厦全是我真金白银拿出来的,一不要还借款,二不欠利息。我还预留了一部分后备资金。这座大厦就是母鸡,我把它的全部利润永久性地捐给社会,70年不变。”余彭年在他依然耳聪目明的高龄按部就班地完成了他的构想。2000年10月12日,彭年酒店正式营业。现在,包括他身边的人在内,任何人都不再怀疑他所决定要做的一切了。  

    彭年大厦历时数年落成了,亚洲金融危机也已成为过去。一份最新的捐助方案在余彭年的案头形成。他的决定是:将彭年酒店2000年10月10日至16日的营业额1000万元全部捐赠深圳高交会,设立“彭年科技奖励基金”。为保障这项科技奖的长远运作,余彭年进一步明确:每年再追加1000万元,扩大基金规模。  

    设立科技奖是余彭年多年的心愿。从医疗、教育到科技,清晰地显示出的正是纵横海内外商界数十年的余彭年的目光及抱负所在。  

    到此境界的这样一位老人,对金钱、财富又该持什么样的认识呢?  

    余彭年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孙子,他硬是没有安排儿孙们介入彭年大酒店的管理工作,反而用高薪聘请了外人管理。问他为什么不让儿孙继承大厦业务,余彭年说,“我在酒店只给他们一个名誉董事帽子,儿孙们有足够的能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他们要是无能力,大厦的基业会给败得精光。”  

    热心捐助教育、公益事业,却不为子孙后代遗留巨产。对此余彭年自有一番道理:“条件许可,当慷慨助人,但切忌多留钱财给后辈。”他说,“儿孙强于我,买楼置业做什么?儿孙不如我,留钱干什么?”老人心中充满对生活对人生的独到理解和信念。他认为做父母者,重在教育儿女立世谋生,再给儿女创造一个学习本事的机会,做父母的就尽了“倒孝”了。  

    余彭年一再表示,他的捐资之举并非为了个人扬名,而是真诚地希望能够吸引和带动更多的海外侨胞、境外爱国人士都能多为国家尽一份心、尽一份力。  

    梁稳根:“湖南首富”  

    梁稳根是何许人   
   
    1983年,中南工业大学(现中南大学)材料学专业毕业的梁稳根,在别人羡慕的目光中,被分配到原兵器工业部涟源洪源机械厂工作。但不安分的梁稳根,经常在抬石头、挖土方、搬机器设备、爬上半空架设高压电缆的工作之余,和别人议论时事,讨论国有企业的出路。渐渐地,唐修国、   
毛中吾、袁金华和梁稳根相识,并成了好朋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弊病开始陆续显现,梁等4人开始谋划自己的事业。1984年,梁稳根得到消息说,市场上羊很好卖,一头羊可以赚20来块钱——这在当时可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于是,由梁稳根坐镇指挥、袁金华负责羊源、唐修国负责交货的一个“羊贩子小组”很快形成。袁金华怀揣着宰羊刀、麻布袋和几件破衣服首先上路了。湘西、常德、甚至贵州的铜仁这些产羊较多的地方都留下了他寻找羊的足迹。一时,“大学生成了羊贩子”成了洪源机械厂的爆炸性新闻。   

    但由于梁稳根并没有对信息进行详细的分析,待买回了一大批羊才得知,看涨的行情是由于外贸部门跟日本签了一个合同,过了元旦就会取消,价格就会跌。于是,他赶紧把羊以低价卖给了当时的一个肉贩子,总算没把钱赔进去。   

    1986年元旦,贩羊失败的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等人呆在新晃火车站一个小旅馆里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在电话机跟大熊猫差不多的年代里,一下子没法同梁稳根联系上,几人度日如年,焦灼不安,好不容易等到了梁稳根发来的电报,电报上却是让人莫名其妙的几个字:“羊不要,毛留”,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原来,梁为节约电报费,将“羊不要了,毛中吾暂时留下”一句给省略成5个字。这5个字不仅让他们几人不明白,还被电报局当成了特务的暗号,报告到当地派出所。好在派出所对这些早出晚归的年轻人进行了准确的调查才没闹出更大的误会。   

    4人团队的“出头”受到了诸多非议。有人说,国家花了那么多的钱培养他们,他们不为国家出力,老想着自己赚钱,满身铜臭。梁稳根的父亲更是怒不可遏,拿着扁担追着梁稳根要把他撵回洪源机械厂。在老人的眼里,辛辛苦苦把儿子培养成了一个人信羡慕的国家干部,好歹混出了个人样儿,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了?   

    但梁稳根等4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后来,梁稳根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当时的焊接材料在市场上供不应求,而选择特种焊接材料作为创业的突破口,这正是他们的特长所在。要知道他们4人中有3人是学材料专业的,再加上在中南大学材料专业方面颇有建树的梁稳根的恩师翟登科教授,梁稳根的底气从来没有这么足过。   

    梁稳根是怎么发迹的   

    1986年,4人从亲戚朋友那里凑齐6万元钱,成立了涟源茅塘焊接材料厂。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失败,他们的第一个产品——105铜基焊料问世。梁稳根把它寄给辽宁一个工厂,可不久,梁稳根便收到了第一批退货——105铜基焊料的质量不过关。   

    为确保来之不易的创业结出成果,梁稳根回到母校,请恩师翟登科教授来现场指导。经过多次实验和失败,105铜基焊料的各项指标抽样检查终于达到了国家质量要求,并填补了省内的一项空白。1986年9月,他们收到了第一笔货款——8000元。4人欣喜若狂,紧紧地抱成一团,热泪盈眶。   

    1991年,梁稳根在当地已小有名气,企业名称也已改为了三一。此时,有人将4个人的姓氏连起来——梁、袁、毛、唐,谐音恰好是“涟”“源”“茅”“塘”,说4个人天生就是大富大贵之人。梁稳根等一笑了之,在他们看来,富贵是要*自己去争取,而不是上天赐予的。这时候的他们,开始思索如何走出去。他们注意到当时国家巨大的基础建设投入带来的无限商机——“基础建设我们虽然不懂,但基建行业的设备我们还是懂的。”梁稳根毅然决定冲入这个向来只有国有企业敢做的行业——重工制造领域。   

    这年3月,梁稳根等4人来到涟源。当时,人造金刚石并不很景气,但出人意料的是,梁稳根看到了当时许多人没有看到的商机:由于国际市场上的重要变化——原苏联的解体,低档人造金刚石的出口由年3500万克拉急降到500万克拉,给人造金刚石压机市场带来广阔空间。梁稳根迅速组织数十名专家、工程师先后组建起人造金刚石压机厂和金刚石厂,生产压机和人造金刚石,以领先的技术和过硬的质量,向大吨位压机进军,迅速打开市场。   

    1993年对于梁稳根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他不仅将企业更名为“三一集团”,涟源的材料基地改造为“三一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并将总部搬到了湖南省会长沙。随着市场的扩展,梁稳根又开始研制混凝土输送泵等工程建筑机械产品,并将行业里的著名专家请到公司任职或做顾问。而这个领域面对的将是海外企业的竞争,梁稳根感慨地说:“我们要学习外企在资金、技术和人才以及企业运作和管理模式方面的长处,这是十分必要的,但也要看到海外企业的弱点,我们只有利用自己的优势来扩充自己,才能取得胜利。”   

    这一年是梁稳根个人创业史上的奠基之年,也是今天的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奠基之年。   

    梁稳根制造了三一多少个第一   

    刚开始,很多人对“三一”这个名字的来历不甚明了,于是猜测:这个企业是不是由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合伙办的?以至于后来梁稳根和三一大小领导总是要声明:三一的来由就是“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做出一流贡献”。   

    其实, 三一不是第一个以数字来命名的企业,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一却是内涵较为深刻的企业之一。“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做出一流贡献”,这不仅是梁稳根和所有三一人豪情壮志的体现,也是他们的目标。正是在这样的目标和宗旨下,三一没有为自己到底应该干什么而感到困惑。   

    梁稳根有许多的称号,但也许来自民间的称号“民营重工第一人”最有分量。这并不是一个夸大的说法,就算梁没有今天的成就,也不能否认他作为民营企业家第一个跨入重工业领域的事实,三一重工起到的“鲶鱼效应”不言而喻。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三一带来了整个工程机械行业的变革。据统计,1995年,混凝土输送泵中国外产品占据了中国的市场的95%以上,而到现在,混凝土输送泵洋产品所占比例不到5%。整个工程机械行业的“国”字号品牌已经收复了失地。不能说,没有三一就没有今天中国的机械制造业,但是,至少可以说,三一的发展加剧了整个机械制造业的变局。   

    1997年,三一在国内第一个拥有了计算机控制的砼泵流水装配线、压路机流水装配线,成为我国第一家砼泵出口企业。洋产品之所以能够一度在中国占垄断地位,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本土的产品质量不过关,创新能力差,更新换代慢,尤其是科技创新。也正是由于把科技创新放在了一个核心战略的位置,三一依*自主知识产权,刷新一项又一项的纪录,无疑给了洋产品“当头一击”。2000年,三一的产品已经拥有100多项国家技术专利。   

    2002年12月18日举行的国家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机群智能化工程机械”课题验收会上,三一重工承担的国内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新的课题通过了国家“863”计划课题验收组的验收,三一重工提出了我国沥青混凝土面层机械化施工的新工艺,将使沥青混凝土路面的施工质量有一个质的飞跃。而在此之前,我国由民营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研计划专项课题并不多见。三一重工总经理向文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民企承担国家重大科研计划专项课题的研究是国家对民间资本限制的一种“松绑”。验收组成员之一的张智文博士认为,在科学技术的研究领域没有民企、国企之分,都是为国家做贡献,以后只要是有能力的企业,通过申报和审批后都能够承担。   

    细数三一的第一,真的有不胜枚举之感,但也许真如梁稳根所说,以前有多少第一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在未来创造更多的第一。   

    梁稳根让谁在掌控三一   

    梁稳根常说,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三一,是人。从三一的核心层来看,除了17年来就一直跟着梁稳根的三位当年一起贩羊的兄弟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还有1991年开始跟着梁稳根打拼江山,如今身为三一重工总经理的向文波以及1994—1996年间先后跟梁稳根创业的周福贵、易小刚、王佐春。当然,还有一个对三一至关重要的人物——翟登科。   

    应该说,三一最独到之处就是做到了“开放”,这种开放已经不是简单的引进人才、思想开放这么简单,而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把自己的股份让给真正的人才,减少自己的“财富”,这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并不多见,但梁稳根做到了。由最开始的4个人,发展到了今天的9位董事,正是这些人物的加盟,带来了企业的迅速发展。   

    目前几个人的股份如下:自从1999年,梁稳根将其持有的2%的股权赠与研发老总易小刚,并在2000年吸收了湖南高科等增资后,这9位创业者在上市前的三一重工的股份分别为:梁稳根56.98%、唐修国8.96%、向文波7.72%、毛中吾7.72%、袁金华7.72%、周福贵3.86%、翟登科0.97%、易小刚1.93%、王佐春0.97%。   

    不过,9位董事并不直接持有上市公司三一重工的股票,他们手握的是三一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三一控股是2000年10月成立的,由梁稳根、唐修国等9位自然人按其在三一重工的出资和权益投资成立。这9位创业者在三一控股的股权分别为:梁稳根59%、唐修国9%、向文波8%、毛中吾8%、袁金华8%、周福贵4%、翟登科1%、易小刚2%、王佐春1%。   

    并且,他们对三一的控股不仅仅限于上市公司,而是控股公司注册资本3.2288亿元,净资产5.98亿元。直接控制三一重工、三一新材料、三一通讯和海外业务,经营涉及新材料、生物技术、通讯技术、金融、房地产等。   

    9位创业者中,惟一遗憾的是翟登科,这位从创业起就一直帮助梁稳根的中南工大教授,已于2002年3月去世,未能共享今日三一上市的辉煌,其子翟宪如今继承着父亲的财富。   

    几位核心人物的协调发展,产生的巨大合力,推动着企业快速发展。   

    目前,唐修国是三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向文波是三一重工总经理,易小刚是三一重工常务副总经理,毛中吾是三一新材料总经理,周福贵是三一通讯总经理,袁金华是三一工会主席,而王佐春则为三一重工监事会主席。   

    在这样的基础上,三一还大量引入空降兵,从三一重工的组织结构图可以看到,总经理下设总经理办公室、营销公司,人力资源部、计财部、制造部、质量保证部、研究院、证券投资部、CIMS办。据内部人士透露,部长一级中,不少就是来自空降。其中很多人就直接来自华为、远大等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才。   

    对于引进人才,三一是决不吝啬的,据财务总监赵想章透露,2002年三一高管的年收入在20~60万之间。他认为员工对自己的薪水基本满意。据说,三一的考核和激励主要通过实施KPI关键绩效考核制度、末位淘汰制、科研人员项目考评制、营销队伍分片承包制等,而激励则包括对突出贡献的员工奖车奖房、出国、晋升、提供深造机会等。   

    上市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三一不断亮出发展空间和高薪的旗帜大量引进空降兵。据梁稳根透露,2002年,他自己的年薪是60万、总经理向文波的年薪是50万、常务副总经理易小刚的年薪是40万、财务总监赵想章的年薪是30万。而为了降低决策风险,三一也聘请了15人的专家团作为咨询机构,对公司的重大决策提出建议。   

    文化传薪火,实干闯未来——王鲁湘访谈录  

    烟草在线专稿
 

    进入6月以来,包括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卫视台都在播出纪念邓小平的MTV——《唱起春天的故事》。这个MTV,由著名作曲家王佑贵作曲,军中百灵——哈晖演唱,深受全国观众喜欢,走红大江南北。我们肯定注意到其中纪念一代伟人而特制的"实干闯未来"的镜头,这是五叶神策划、资助制作的。而凤凰卫视台最近也播出两则耐人寻味的广告:   

    一,著名学者、著名电视人王鲁湘指点山河、激扬文字的心灵独白:"灵感来自5000年文明,激情来自万里河山。文化传薪火,实干闯未来——广东五叶神!"这是国内首例由精英文化人出面制作的电视广告,也是国内首次精英文化与香烟品牌、精英学者与实业的"无缝对接",在文化界、广告界、商界引起了高度重视。   

    二,强劲的节奏中,连续出现奥运开幕式上点燃圣火的场面,奥运的火炬转变为五叶神的火炬图腾:"传奥运圣火,铸五环神光。实干闯未来,奔向2008——广东五叶神!"于是,五叶神再次融入了世界奥林匹克神的脉动。 这是五叶神"文化薪火"工程继一号工程"世界客都,文化梅州"之后,推出的的二号工程:"文化传薪火,实干闯未来"。   

    那么,作为一个烟草产品,五叶神如何实现与文化的无缝对接?五叶神的最终文化诉求将走向何方?一向清高、孤傲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如何"俯身屈就"地与烟草品牌有了"第一亲密接触"?带着一系列问题,笔者专门走访了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主持人、《纵横中国》总策划王鲁湘先生。   

    让精英文化走进大众   

    记:"灵感来自5000年文明,激情来自万里河山",同时,您还以麦克风代笔,以荧屏代纸,通过电视媒体,传播自己的种种灵感和激情,这是否是您与众不同的一种治学方式?   

    王:有人说,性格即命运,我的性格决定了我现在的这种生存状态。我不太喜欢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传统文人生活,也不太喜欢将自己的知识视野太局限于某一专门领域。这也决定了我获取知识的"边缘性"。总的来说,我定义自己在知识领域是个"杂食动物",而且除了吃别人"喂的饲料"外,还喜欢自己出去寻"野食"。文雅一点说,就是往来于书斋与现实之间,徘徊于文化与自然的两端,以万里河山作船,以5000年的文明为桨,在船与桨的交融互动中,结构了自己比较独特的知识体系和思维、实践方式。  

    记:曾经有学者概括了知识分子的三种使命:一是智慧的传播者,一是社会的良知,一是权威的解构者。您是如何定位自己的?  

    王:作为知识分子,我一直在思考着自身的价值问题,尤其是与电视媒体亲密接触以后,这更成了我不可回避的一个终极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离开我们现在所处的电视文化语境。记得还在北大读研的时候,我就参加了一个有关电视文化的研讨会,我当年的观点是:电视文化在中国不是一种通俗文化,它是一种全能文化。它有全能的功能,但是目前它还没有成为全能文化。在这种全能文化中,最缺的是精英文化,我在当年就倡导知识界和学术界不要轻视电视。我的一个理想就是,让精英文化通过电视走进大众视野。   

    记:您所说的"精英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王:它的又一称谓是学院派文化,与大众文化相对。相对于大众文化的平面性、快餐性、世俗娱乐性和解构性,如王朔的痞子文学、周星驰的"无厘头"、金庸的江湖侠义等,精英文化则表现为启蒙性、超越性、批判性及建构性,如胡适、陈寅恪、钱钟书等人所建构的文化。由于精英文化的传播方式与社会大众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它始终没有进入大众的视野,进而在大众的知识文化结构中造成了一种断层,这是一种比较令人忧虑的现象。但精英文化其实可以化入大众文化的。精英文化也可以直接呈现于大众之中,比如我现在主持的《世纪大讲堂》,就是一档纯粹精英品味的电视节目。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也可以两头兼顾,比如我策划的《纵横中国》,应该说在精英品味和大众趣味的结合上,下了不少工夫。   

    记:不管怎么说,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势是,精英文化日趋式微,大众文化蓬勃兴起。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由于大众文化先天的媚俗性和妥协性,它与资本相结合,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扩张趋势,乃至许多精英文化的代表,即精英知识分子,都纷纷倒戈投降,加入了大众文化的狂欢之中。  

    王:在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是不一样的。封闭社会的本质是信息封闭,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利用与大众的信息不对称来承担启蒙者的角色。说实在的,在封闭社会里,其实无所谓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属于开放社会的一种文化形态,在一个国家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的时期,大众文化的觉醒具有强烈的先锋性,对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强大的解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精英文化同格。而一旦到了开放社会,精英文化建构的那些理念、书斋里用文字讨论的种种价值,就会被普罗大众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理所当然地生活着、实行着,我们还启蒙什么呢?科技的发展使人类生存、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方面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开放社会在以人为本这一总的价值取向下变得越来越宽容,越来越多元。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对这些变化作出种种回应,总结也好,萃取也好,预见也好,都取决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良好互动,并将它们以适当的形式传播到社会大众中去。最后,形成一种对流,形成弥尔顿所说的"观点的公开市场"。在这种市场中,错误的、不合时宜的观点与价值自然会被修正乃至遗弃,而那些正确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将最终得以保存。因此,面对现在的文化语境,应该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勇于走出书斋,走进现实生活实践中,一方面去学习、汲取来源于实践中的第一手信息、经验和知识,另一方面重新寻找一种与普罗大众交流的界面。   

    品牌文化也可成为主流文化   

    记:作为学院派精英文化阵营中的一员,您与众不同的地方,不仅表现在对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偏好"上,而且现在还跟五叶神品牌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做起了品牌代言人。这无论是在中国的企业界还是在文化界都具有"拓荒"的意义:在精英文化阵营中,为品牌代言您可能是第一个。   

    王: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只是表现形态不同而已。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去维护一种文化而反对另一种文化,只要它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对人性的张扬有理性、建构性的作用,我们都有责任、有义务去传播它。再说有些文化形态是不能刻意去划分精英与大众的,比如企业文化。在当今世界上,企业文化既是精英文化又是大众文化,而这种企业文化中的品牌文化就更是如此。一个民族品牌或一个国际品牌,你能说它没有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或普世价值吗?只是它服务于大众,又必须引导有时是迎合大众趣味,经典与时尚,在品牌文化中就不是那么分得很清了。比如说五叶神品牌文化,它倡导的文化理念——"文化传薪火,实干闯未来",吻合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情绪或思潮,正像万宝路所倡导的西部牛仔精神一样,它其实是美国精神的象征,代表了一种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狂放不羁、凭借个人能力谋取自身幸福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精神,这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精英的,又是大众的。   

    记:就是说,"文化传薪火,实干闯未来"也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   

    王:人类文明的火种究竟*什么得以代代相传?*科技?对,也不对。因为科技毕竟更偏重于技术,偏重于对自然界的征服。在这种征服中,必须要有一种更深邃、更本源的文化理念来正确地指导它,否则,很可能人为物役。因此,文明薪火的代代相传还得*人类自身创造的文化来完成。这似乎有点同义反复,其实不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这种主流文化中存在着左右我们时代发展的种种道德观、价值观等,它们散落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各个意识、思想、及言语的角落,氤氲和合,最后汇流成引导社会前进的巨大洪流。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文化传薪火"。然而,社会人并不仅仅是吃"文化"长大的,我们还得吃五谷食粮,得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又从何而来呢?它肯定不是从种种理论和争论中来的,毕竟,有限时空中的实践很难完成对无限理论的证实。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排斥理论的作用,一般来说,理论之于实践,好象是灵魂之于肉体、眼睛之于行走一样。但正如光有灵魂没有肉体而不成其为人、光有眼睛还是不能行走一样,空洞的理论是不能提升生产力的。文化传薪火,实干闯未来,我们必须要实践,要实干,要用我们的手脚实实在在地、从无到有地创造。在实践与创造的过程中,我们以主流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观为指导,同时结合具体的时代语境,不断地对主流文化进行纠偏、补充和完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着重强调务实、实干精神的原因。拿《纵横中国》来说,就是要把"读万卷书"同"行万里路"结合起来。我们过去一说到中国文化,总是那么几条抽象的核心价值,或者就是"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山河壮美,人民勤劳"这种表述。《纵横中国》的策划动机,就是用脚去测量中国大地,把中国文化放在她生长的土地上,一个地域一个地域地去了解,去讨论,去完善,让它更好地为生产力的提高服务,为人民大众幸福指数的提高服务。用四年时间,地毯式地去勘探中国文化的每一条矿脉,这工作有点像地质普查。   

    记:其实我们已经有过务实、实干精神缺席的惨痛教训,有很长一个时期,我们总是停留在种种"精神"、"主义"的争论与信仰上,而没有实实在在地干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事,总是将自己锁定在自己给自己划定圈子中,结果我们的生产力就一直处在"老牛拉破车"的状态,上升得很慢甚至倒退。   

    王:是的。现在是我们对务实、实干精神回归的时候了。而五叶神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其"春江水暖鸭先知",它早就预感到了这种回归,故率先把这种代表主流、先进文化的理念  

    和精神注入到了品牌文化之中。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诸如广东五叶神之类的品牌文化还是有可能作为中国主流文化载体之一的。不过,目前五叶神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至于它最终能否承担这个责任,还要用时间来证明。   

    文化都是有"家"的   

    记:一般来讲,品牌文化属于商业文化的范畴,而商业文化与学院派知识分子所建构的精英文化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商业讲究妥协,知识精英讲究批判。   

    王:妥协也好,批判也罢,最终都是为了让社会中的个人一点点地好起来,让我们身处的社会在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前提下,更加有秩序,更加符合理性预期。再说,品牌里有消极意义的品牌,也有积极意义的品牌,正如知识分子里有很多民族的"脊梁",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人一样。我们千万不要去武断地肯定一极而否定另一极。    

    记:这可能也成了您做"本色客家人"的一种灵感。   

    王:有首藏族民歌,叫《耗牛歌》,是这样写的:"爬过的山都忘记了,只有高高的雪山忘不了/喝过的水都忘记了,只有母亲的奶水忘不了/听过的话都忘记了,只有情人的话忘不了/走过的路都忘记了,只有回家的路忘不了。"其实,我们从婴儿脱离母腹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就在走一条永志不忘的回家的路。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类文化的主题也可以说是围绕"回家"展开的。而历史上带有深深漂泊痕迹的客家文化就更是如此,认祖归宗,回到祖先生活的地方,是客家人文化情感上的一种本能冲动。我们也可在温先生身上看到这种冲动,那条从梅州通往他家乡的道路更是这种冲动的外化。它表达的不仅是温先生及五叶神品牌文化的乡愁,也表达了客家文化的乡愁,大而化之,更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化中乡愁主题的缩影。   

    记:五叶神发展到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好像是儒家文化与广东文化的影子,比如说五叶神提倡的"实干闯未来"精神。  
     
    王:任何文化都是有"家"的,五叶神的"家"就是客家文化。然而,任何文化都是与时俱进的,五叶神也是如此。儒家文化是我们所处的文化大语境,"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都是儒家文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是我们文化的根,在中国人的诸多性格、许多大小社会事件乃至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可以觉察到儒家文化的影子。至于说广东文化,广东在历史上享有很多荣誉,如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等,因此,谈起广东人,我们总会想起"敢为天下先"这句话。出生和成长在南中国海岸广东,五叶神不可能不带有这两种文化的气息。  

    记:温育青先生曾经谈到,五叶神是世界上最早提出香烟"低害"主张及实践的。它走上了与传统"降焦"方式不同的"降害"道路,据说此举有可能为中式卷烟树立自己的"减害"标准。这可不可以说是"和而不同"的儒家品格的再现?   

    王:可以这么说。我是一个老资格的烟民,烟瘾还很大,所以我也非常关注香烟的低害化技术。我知道五叶神是一个香烟品牌其实也就是今年春天的事,但我抽上一支即刻知道这可能就是我以后会抽的一种烟了。老烟民的味觉是很刁的,香烟对人体有伤害,老烟民也很敏感。"低害香烟"的概念是五叶神最早提出的,同时,五叶神也最早付诸实践并取得突破性成果。它的"和"表现在和其它所有品牌一样,五叶神顺应世界香烟减害趋势,一直致力于有效降除香烟有害物质的前瞻性工作;五叶神的"不同"表现在,它利用中草药的特色,走上了一条与"降焦即减害"的传统标准不同的道路,即利用"神农萃取液生物减害技术",协同性降低卷烟烟气中有害成分。面对烟草百年矛盾,五叶神并没有回避,当然也并没有采取一厢情愿的革命主义态度。而是提出了种种务实的口号,如"五叶神虽好,不吸烟更好"、"理性控烟,反对烟害"等,并付诸实践,如投入巨资加大科研力度,不断推出危害程度更低的香烟。这种暂时不问前程、就问题解决问题的务实、实干态度,我也很欣赏。当然,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吸烟总是有害的,能不吸烟就千万别学着吸烟。我也希望五叶神能把更多的利润投入到香烟减害的科技研发中去。   

    "知本文化"浮出水面  

    记:听温育青先生说,五叶神"文化薪火"一号工程——"世界客都,文化梅州"、二号工程"文化传薪火,实干闯未来"先后启动了,作为这一工程的总策划,您能否谈一下五叶神系列文化工程的发展方向?   

    王:文化是一个变迁的过程,五叶神品牌文化要取得可持续发展,也必须不断地与外界文化环境互动、交流和提升。也就是说,五叶神必须本着与时俱进的原则,对自己曾经的客家文化、儒家文化和广东文化有所扬弃。五叶神品牌文化的最终走向可能会与知本文化形成一种对接。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全新的创富神话。以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组织创新为核心的财富转移规律日益彰显,这其中,知识作为一种资本,加入到了财富分配的行列。随着知识阶层的日益壮大,逐渐形成了一个代表社会中流砥柱的新兴阶层,即知本阶层。而由这个阶层创造的文化,就是所谓的知本文化。它是介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一种新型文化型态,也是一种将直接影响我们社会改革进程的强势文化。  

    记:知本阶层形成的文化是知本文化,那中产阶层形成的文化是不是可以说是中产文化?这两种文化是不是同一个概念?  

    王:知本阶层与中产阶层还是有所不同的。一般来说,中产阶层是偏重于从经济、物质财富角度来划分的概念,而知本阶层既包涵了经济的角度,也包涵了知识的角度。  

    记:知本文化何以能成为代表我们时代发展的新主流文化?   

    王:首先,从知本文化的载体即知本阶层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组合,社会阶层日益呈现为一种橄榄型结构,即中间大,两头小。这个中间层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产阶层,而这个中产阶层中,有知识有文化的知本精英在话语权方面肯定占有优势。当然,橄榄的另一端即富人阶层中知本精英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知本阶层所代表的文化即知本文化理所当然地将成为新的主流。其次,知本文化具有先天的独立性,凭借自己的知识优势,以知识参与社会财富、社会资源的分配。最后,知本阶层的视为视界及情趣,决定了他们不仅仅只关注自身的短期利益,他们的触角还会延伸到短期利益以外的空间。   

    记:这种文化与五叶神有什么关系呢?   

    王:五叶神能够成就今天的市场态势,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它掌握了香烟减害的核心技术。它研发的"神农萃取液生物减害技术"系世界首创,这样,五叶神首先代表了一种高科技,而高科技文化恰恰是知识经济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也是知本阶层作为一个强势、主流阶层的一个立足点。其次,五叶神对待烟草的现实主义的实干态度也是知本文化价值取向的折光。一般来讲,知本阶层由于自身的文化素养及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倾向于理性建构性地对待社会及自身的各种问题,而不主张在其中掺进过多的个人情绪和非理性成分因素,因为他们知道,许多客观的矛盾并不能凭籍自身的主观愿望就能得以解决,如果操之过急,很可能"种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一种稳健的、进取的现实主义精神应该成为中国知本阶层的"阶级属性"。最后,五叶神是广东本土市场中唯一的高档品牌,并且正在成为全国高档香烟品牌之一,它诉求的主流消费者恰恰是这些知本阶层。如果中国知本阶层中的烟民朋友,在不得不吸五叶神来提神和思维的时候,我当然希望他们能从五叶神的品牌文化中体味到这样两点:首创的科学精神和务实的现实主义态度。  

    王鲁湘: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  

    此公乃湖南涟源人氏,湘潭大学毕业,后考入北大哲学系读研究生,师从美学家宗白华(发现和鼓励郭沫若的一代宗师喔)。现在他是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氏和其它学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很早就开始研究电视这个传媒大块头。正因为这样,他1987年从北大毕业没多久,就被那个名叫夏骏的电视导演拉了去,做了个轰动一时的政论片(就是<河殇>)。那个电视片的主创人员,喜欢标新立异,语不惊人死不休,提出了"蓝色(海洋)文明"等奇谈怪论。后来那一哨人马全都栽了,一边凉快去也。  

    凉快了些时日,王氏掉头继续其学术研究。王氏做学问,喜欢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不喜欢钻故纸堆(当然也是钻的)。某年他应邀研究中关村现象,先是慕名在网上看了很多评论家的大作,看了几天就不看了,他说:我宁愿读些人物简历、企业大事记。他研究丽江古城,就去丽江;研究布达拉宫,就去布达拉宫;研究张仃,就跟随张仃南下北上。所以他的学术成果是扎实的,真确的,鲜活的。这10年里,他涉猎的范围极其之广,真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纵贯古今横跨中外。我见过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中国乡土建筑》,王鲁湘、萧加主编,5册,每册78元,内容涵盖浙江、西藏、云南、福建、湘西、贵州、陕西、山西、北京、安徽.  

    现为凤凰卫视中文台高收视率节目《纵横中国》的总策划,王鲁湘表示,《纵横中国》这个节目是将中国文化放在整个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去重新思考中国文明在整个世界中的位置。2003年10月王还担任陕西电视台"华山论剑"的总直播主持人。<新周刊>推出了2003年度新锐人物———"知道分子"的5位代表,分别是:主持金庸《华山论剑》电视直播的清华美学教授王鲁湘、海湾战争中央视分析评论战事的军事战略学博导张召忠、担任某著名电脑形象代言人的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的杨锦麟、《时事开讲》的曹景行。  

    他的"正职"为清华大学美学教授。  

    吴奇修:共青团湖南省书记  

    吴奇修,男,汉族,1966年6月出生,湖南连源市龙塘乡人,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高级经济师,管理学博士研究生。  

    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专业,高级经济师。1993年2月入党。1983.09至1987.07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学习。1987年至1991年涟源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市计委工作,任基建投资组组长,重点建设办负责人。1991至1993年桂花乡民主村扶贫。1993起任涟源市石门村党支部书记。1995.11任湖南省涟源市茅塘镇党委委员、副书记,涟源市计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兼石门工业区党总支书记,1999.10涟源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兼石门工业区党总支书记,2000.06涟源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兼石门农村改革试验区党总支书记、管委会主任,2001.02任娄底市计划委员副主任、党组成员,娄底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党委委员,2002.12任共青团湖南娄底市委书记、党组书记兼娄底市青年联合会主席,2004年4月起任冷水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2004年11月任共青团湖南省书记。第十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党的十六大代表,中共十六大主席团成员。共青团十五大代表、共青团十五大主席团成员。第八届全国青联委员,第九届全国青联委员、主席团成员。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代表、主席团成员。中共娄底市第一、第二届市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