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半吊子”英文打天下 称值得较劲的较劲

李扬 文汇报 09-22 

李泽厚“半吊子”英文打天下 称值得较劲的较劲_湖南名人网
哲学、美术专家李泽厚个人资料>>

  题记

  自从18年前移居美国后,每到金秋时节,李泽厚都会回国小住几个月,看书、会友、品美食、与前来拜访的年轻人聊天,然后,在冬天来临前回到寂静而阳光充沛的洛基山下。

  我的同事、“笔会”主编刘绪源与李先生相识已久,但近几年见面都因李先生匆匆的行程而未能尽兴畅谈,于是,在今年寒冬来临之前,他们相约北京,在一天半的时间中,分三次进行了近十个小时的长谈。而我幸运地全程见证了这次对话,聆听了一场丰富而充满智慧的哲学答问。

  谈话地点约在了李泽厚位于王府井东厂胡同的住宅附近。每到约谈时间,李先生总是准时到来,湖南乡音未改,神清气朗,目光如炬,虽耄耋之年仍可推想当年风采。

  窗外,秋风瑟瑟,落叶一地,从远处的王府井大街不时传来车马之喧,而屋内的人则伴着清茶,沉浸在思考与问答之中,从哲学到美学,从康德到马克思,从人性、情感到中国传统,从大学时代到70岁后的自己……李先生谈兴甚浓,思维敏捷而锐利,语速极快,不时停下来凝神思索,时而又笑声抒怀,那笑声里有种从心所欲的通达气息,令人想起“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旧句。

  “我是下过笨工夫的”

  李泽厚对哲学的最初兴趣,要追溯到12岁那年的一次“精神危机”。那年春天,他看到山花烂漫、春意盎然,却突然感到:“人是要死的,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人生之谜的追问霎时间击中了他,令这个忧郁少年倍感困扰与悲观。

  “这大概是我后来对哲学感兴趣的最初起源,也是我的哲学始终不离开人生,并把哲学第一命题设定为‘人活着’,而对宇宙论、自然本体论甚至认识论兴趣不大的心理原因。”也是12岁那年,父亲英年早逝,李家自此家道中落,做小学教师的母亲勉强供他和弟弟上学,备尝艰辛。母亲重感情,而看轻名利地位,虽含辛茹苦却常常把“只问耕耘”挂在嘴边。母亲的人品与风范对李泽厚影响极大。

  1950年,李泽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哲学系。虽然身在中国最高学府,他的大学时代却主要靠的是“自学”。那时刚解放,大学里许多课程还未开,冯友兰等哲学系教授还在“改造思想”,所以李泽厚没有上过中国哲学史课,只上过两年“联共党史”,以及由任继愈等四位先生合教的中西哲学,其中任继愈讲中国近代哲学,他听了半年。

  李泽厚从大一开始就自己搞研究,有时逃课,有时上课看自己的书。他用老师任继愈的借书证借图书馆的线装书,每次借30函,要跑几趟才能全部扛走。有段时间他患上肺结核,一些活动不能参加,就把更多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

  他找到一间废弃的屋顶阁楼,踢开门,躲在里面埋头做自己的事。屋里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盏灯,他在这间陋室里做了大量笔记。没有人知道他整天在忙什么,包括任继愈。他回顾说:“我最大缺点之一,是不喜欢问,总是自己摸索,走了许多的弯路。”

  读大学时,李泽厚有时吃了早饭就进城逛书店,买一些很便宜的书,回到学校已经错过了晚饭时间,只得第二天早上再吃,一天只吃一顿饭。“所以我说我的胃肠很扎实,经过锻炼,能撑能饿,有便拼命吃,至今恶习未改。”李泽厚笑着调侃自己。

  “后来有的人看我写文章很快,以为这是天分,其实我是下过笨工夫的。”他的第一个研究目标是谭嗣同,本以为很好研究,“当时看谭嗣同,人很重要,死得很早,书又不多,主要就是《仁学》,就投入进去了,结果吃亏了,他因为思想不成熟,观点相互矛盾。”稿子下了很大工夫,写了五遍,直到毕业才完成。多年后一个哈佛博士将其译为英文,十分佩服他分析得那么细。这篇谭嗣同论后来收进了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影响很大。

  虽然承认年轻时“走了不少弯路”,但李泽厚至今认为导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书籍和不断从方法上总结经验”。

  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他同时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史,还摸索了一套独特的自学法,以此练就了西方哲学的基本功。“我看哲学史,同时看几本,读柏拉图,就同时看韦伯的、梯利的、朗格的,还有罗素的,看谁讲得最好。读亚里斯多德也如此,西方哲学史就这样学下来了。”

  李泽厚说,康德和黑格尔对他影响最大。“他们两人给的不是论断,而是智慧;不是观点,而是眼界;不是知识,而是能力。”当年读康德《判断力批判》时“眼下一亮”的感觉,他至今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