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子洲上曾经有个湖南造纸厂,你知道吗?

蒋俊 潇湘晨报 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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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欧阳毅教授在美国获博士时的照片。

  橘子洲头已是长沙有名的旅游景点,这儿还保留了天伦造纸厂旧址,该厂和湖南造纸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湖南造纸厂搬迁到洪江后,天伦造纸厂就是在湖南造纸厂原址兴建的。谈及此事,我不觉就会想起我家的一些往事。长期以来,我常常不解为什么湖南造纸厂后又叫洪江造纸厂?为什么抗战胜利后,我母亲会带着我们4个年幼的孩子,远离大城市,来到洪江守护着这个工厂,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洪江造纸厂被政府接收,我们才离开了那里?后来我在长沙读高小和初中,从亲戚的言谈中、以及公布的材料中,才知道湖南造纸厂和我们家渊源关系。

  天伦造纸厂是在湖南造纸厂原址上修建的

  1928年,父亲欧阳毅在北平大学毕业前后,筹办“北平大学校刊”,并任“北平大学工学院院刊”主编,他撰写了该刊创刊号的发刊词,其文中“试观泰西文明之进步其原因果何在?以吾所知,亦不外乎一实验室与一出版物尔”,仍然为现今我国科技期刊出版者广为引用,将这句话作为我国编辑学术刊物的经典。1928年,父亲获官费赴美留学,于1933年获得造纸科博士,旋即回国。不久回到故乡长沙,受聘湘雅医学院和湖南大学任化学教授。然而他的梦想却是在中国兴办一批现代化造纸工厂,当时在湖南办机制纸厂,并非易事。他曾获悉:在1912年,有商人在长沙南郊豹子岭办了一个华丰造纸厂,生产机制纸,该厂主要设备从日本购买,其中有880mm双网三缸造纸机1台,并附有压光机。机器安装后进行了试车,没有投产,于1914年关闭。父亲知道购买这些旧机器,需要很多经费,以及添置新设备、建厂、购地、备料、前期生产,也要很多的钱,自己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于是到湖南建设厅去游说,建设厅也拿不出钱来。

  于是父亲和建设厅商议,由我父亲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去筹钱,争取到经费后,便委托他去掌管建厂和生产事宜。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是当时最高掌握资源、开发的机构,他留学时的一个同学回国后,在这个单位任职,同学表示十分支持这个项目,在同学的引荐下,找到了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立夫。陈立夫听我父亲介绍后,表示他愿为这个项目出力,在陈的斡旋、活动下,这个项目的经费有了着落(省档案馆档案1936年借贷款资料有记载)。

  父亲回湖南后,立即向建设厅厅长汇报,厅里见上面同意筹措一大笔钱,又是陈立夫支持的项目,于是委托父亲具体操办,后又筹集到一些民间资本,于是湖南建设厅主管的官商合办的湖南造纸公司成立,父亲开始了他的实业救国之梦。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个年长我20余岁的堂兄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他家住大托铺,步行经过猴子石时,他对我说,我父亲原打算把湖南造纸厂建在此地,后才定到水陆洲的。父亲选在了水陆洲办造纸厂,于1934年试车,纸张质量很好,销路也还可以。后因产量低、成本高、缺乏同进口纸的竞争力,亏损严重,造纸厂于1936年下半年停产、关闭。

  橘子洲景区现在有个厂的旧址,名称为天伦造纸厂旧址,父亲原就是在那个位置办的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一次春节聚餐时,一个在长沙医专当老师的亲戚告诉我,他在天伦造纸厂厂志中看到,欧阳毅博士把湖南造纸厂迁走后,天伦造纸厂在湖南造纸厂原址上兴建的,湖南造纸厂旧址和天伦造纸厂旧址相同,一个先、一个后而已。

  一家人费尽苦心守护洪江造纸厂

  我父亲觉得洪江也是兴办造纸厂比较合适的地方,1934年3月曾绘制一张造纸厂厂房设计草图。抗日战争爆发,1941年7月,我父亲先后将唯一省办机制纸厂的机器转移到洪江萝卜湾,机器组装完毕,后进行投产,并改名洪江造纸厂。全厂有职工200余人,主要设备有打浆机、发动机、蒸煮机各1台,锅炉2台等,制造丁贡、玉版、书面、膳写、火柴纸等产品。抗日战争时,化学原料、消耗物质的供应、设备维护零件提供大多中断,工厂无法进行正常生产。湖南省实业厅因战乱已不复存在,无暇顾及下属的工厂。工厂是国家的财产,也是父亲的心血,我们一家便承担了保护它的责任。守厂职工需要开支,父亲便到各大学当教授。其间父亲还在四川乐山筹办了中央技术专科学校造纸系,任系主任兼教授,为中国现代造纸业培养了第一批高级科学技术人才,以后有学生在国际造纸界还享有较高的声誉。

  父亲从长沙把表兄张介福接到洪江,住在厂里,协助我母亲守护工厂,母亲到洪江赣材中学教书,每个月能拿到价值五六担米的薪水,这样,我们既守护着工厂,又能过着平稳,并不富裕的日子。母亲带着4个年幼的小孩,在洪江度过了许多年头,1951年离开时,我哥哥12岁,我小妹妹6岁。

  抗战胜利后,原湖南造纸厂也更名洪江造纸厂,没有再搬回长沙。1983年我从绥宁回到了长沙,我的一些亲戚对我说,天伦造纸厂厂志有记载,该厂就是在原湖南造纸厂旧址上兴建的。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武昌一些大学教过一段书,随后便到东北为造纸工业的恢复和建设工作过一段时间,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任研究员,筹建农林产研究室,他主要在进行清理林场的枝桠材制浆、造纸以及造纸废液的研究,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还引起误解,后被调到沈阳轻工业学院(现大连工业大学)担任造纸学教授,上世纪60年代末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