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洋木匠”王恺

木材工业专家王恺简介>>

　　他带领职工一起完成了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等十大建筑所用的木构件和木制品。人民大会堂内的大会厅吊顶和墙面采用了他主持研制的蓝色网纹塑料贴面板，被周总理喻为“秋水共长天一色”。

　　他还曾先后主持北京饭店、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的家具设计。

　　2006年11月9日，我的父亲王恺——一位深受同行业尊敬的全国木材工业界的泰斗，一位平凡普通的北京市民，走完了他漫长又充满绚丽色彩的人生道路。

　　父亲原籍湖南湘潭。早年公费留学美国，在密执安大学林学院深造，获得木材工艺学硕士。他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的机会，却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大量美国及加拿大木材加工企业，获得了很多一手资料。1947年他怀着一颗报效中华，科学救国的赤子之心回到祖国。几十年来将自己的全部心血，才智投入到中国木材工业的事业中，成绩斐然，是我国现代木材工业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在89年的漫长生涯中，父亲在北京工作生活了56个春秋，成了地道的北京人。直到去世前几天，他一再说要争取活到2008年，亲眼看看奥运会，看看这件表明日益富裕强大的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盛事。

　　忆起许多往事，特写成文字，以深切悼念父亲。

　　他的偶像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

　　1950年初，父亲奉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调令，带领全家和一些工程技术人员从上海来到北京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各机关都面临许多房屋需要修建改造并缺少大量的办公家具。根据朱老总的指示，父亲筹建起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木材综合加工厂——光华木材厂(“光华”是由朱老总亲自提议命名的)。朱老总在接见这些上海来京的同志时，曾笑着对父亲说:“你是洋木匠，我们中央也有几位是木匠出身哩，比如像李先念同志。”朱老总还说:共产党十分重视技术人才，你们要努力为新中国服务。他还指示要把光华厂建为全国的示范性工厂。父亲牢记总司令的指示，全身心投入到光华厂的建设和发展中，三十几岁的人平时吃住都在厂里，直到每星期二厂休时才回家和家人团聚。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朱老总多次到光华厂视察。父亲是光华厂的第一任厂长和总工程师，每次都要陪同和汇报工作。这些场景，老光华人至今难忘。

　　对周总理的人格魅力，父亲十分敬佩。1964年，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周总理到北京小组视察，看望大家。他和父亲握手时亲切地说:“你是王恺同志？光华的“四清”搞得怎么样呀？不要紧张嘛，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上世纪60年代初期，有一次父亲和母亲在首都剧院观看话剧《桃花扇》，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坐在父亲的前排。演出前，总理和父亲亲切打招呼，拉起了家常。父亲后来总是念叨这些事儿。他说:“我和总理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交往。但是总理还记得我这么个人。”他常常向家人谈起这些和总理难忘的交往。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都处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父亲是毛主席的同乡，且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和主席见过面，所以对这位世纪伟人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当时大家对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内部装修用何种材料有各种意见，一位负责同志征求父亲的想法，父亲说:“内部装修最好采用香樟木，这是中国的特有树种。纹理美观，颜色大方。还有清淡的香味。正好体现了我们对主席的缅怀之情。”后来毛主席纪念堂内部装修材料采取了父亲的建议。

　　人民大会堂 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建国十周年的前夕，他和光华木材厂的职工们大搞技术革心，精心设计，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了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等十大建筑所用的木构件和木制品，给我们留下永久的纪念。其中，人民大会堂内的大会厅吊顶和墙面采用了他主持研制的蓝色网纹塑料贴面板，被周总理喻为“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好产品。此外，他还为铁道部首次试制了高级车厢装饰胶合板，为国防工程研制了跨度26米无金属胶合木桁架。

　　1972年，父亲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筹建了北京市木材工业研究所。父亲还曾先后主持北京饭店、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的家具设计。他吸收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继续开展木材综合利用的研究，还重视木材待用材料的开拓工作。他主持研制了钙塑材料，批量生产了钙塑保温装饰板，用于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宴会大厅。该产品既代替了胶合板等材料，又提高了室内装饰效果，深得各方的好评。

　　既是严师 更是慈父

　　父亲和母亲一共生养了五个儿子，为培养我们长大成材付出了很大心血。

　　1974年，我患了脑血管疾病，言语和行动都受到了障碍。父亲和母亲千方百计找医生、觅药品给我治疗。父亲那时常对我说要坚忍向上，要勇敢面对人生，不要灰心丧气。从量变到质变，病一定会好起来。为了增加我的生活乐趣，他支持我集邮，还把一些外国友人送给他的邮票转送给我。舐犊之情，慈父之爱深深感动着我。当我终于在集邮杂志和《北京晚报》上发表了集邮知识的一些小文章，父亲和我都非常兴奋，比吃了什么灵丹妙药都高兴。经过十年的休养和锻炼，我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父亲亲笔写信给木材研究所检测室的文遇旺同志，信中写到要严格要求我，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专才。1987年父亲做胆囊摘除手术，刚刚脱离危险，我到医院探望他。他对我说:要好好学习外语，好好学习专业知识。这对你将来的发展是十分有用的。

　　父亲在临终遗言里还谆谆教育我们:“要端端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这句话，我们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他有一颗 豁达的心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即使身处逆境时也坦然相对。“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下放到西山一个绿化队劳动改造。他仍利用空余时间朗读英文版《毛主席语录》。身边的年轻人问他:“你都成了牛鬼蛇神了，学习这些有什么用？”他只是淡淡地说:“相信外语知识和专业知识还会对国家有用的。”有一次放羊时，他把羊丢了，只能自己花钱买只羊补上，而买的这只羊个头小，看起来和原来的羊差别很大，大家看到后哈哈大笑。这真是一个令人辛酸的笑话。让一个老工程师放羊，成了那时候特有的风景。

　　上世纪80年代初，他到印度参加一个木工国际会议。途中发生车祸，他的额头和脸都受了轻伤。但他只对伤口进行了简单处理后，又到场参加了会议。这令与会的外国同行们惊讶不已。回国时，我和母亲去机场接他，为了怕母亲担心，领导将此事一直封锁到去机场的路上才告诉她。我们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他回来。当他走出机场大厅时，面露笑容，神态自若。即便如此，我们仍能看出他脸上的明显伤痕。

　　父亲从1953年起就被定为一级工程师，月薪300多元。但是他自己从不讲究吃、穿，生活很节俭。几套西装和中山装伴随他走过了几十年的生活。一些不了解他的人善意地说父亲是个抠门的老头，但其实他把自己的钱物多次地捐给了国家。“文革”时，他把自己从美国带来的大量书籍和资料都捐献给了政府，每月上交50元党费。1972年，组织给他补发了一万六千元的工资，他又把三分之一上交了党费，三分之一给光华木材厂修路。退休之后，他又多次将自己所得的各种奖金几千元至上万元都捐献给了国家，用来培养木材工业的后继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