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沫沙:“三家村”的幸存者

邹士方 《大师的印象(文艺家卷)》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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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毒藤三个瓜,邓拓吴晗廖沫沙”,这是“文革”中小孩子都会说的歌谣。

  早就听说摩沫沙在“文革”中的“幽默”。

  1967年的一天,吴晗、廖沫沙被揪到一个矿区批斗。会前他们俩被关在一起。廖见吴心情烦闷,愁眉不展,便打趣:“咱们现在成‘名角’了,像梅兰芳、程砚秋似的,如果一台戏没有我们出场,那就唱不成了。”吴被廖的话逗乐了,烦恼消失,随口问道:“那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呢?”廖说:“唱《五斗米折腰》。”廖沫沙站起来做了一个“请罪”的姿势,低着头,行90度鞠躬礼,又做喷气式飞机(双手反剪在后腰背上)的滑稽相。两位难兄难弟苦笑地流出了眼泪。开完批斗会,俩人被押上车返回。廖沫沙口占一首《嘲吴晗并自嘲》:“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把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这一则幽默如《世说新语》,足以说明为什么在“文革”酷境中廖沫沙能够挺得住,活下来,而他的两位“同伙”却弃世而去。邓拓、吴晗说到底,骨子里还是书生,而廖沫沙却是革命家和战士。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结识廖沫沙先生,他那时是全国政协常委,我在全国《政协机关报》主持副刊。

  1984年12月,我报副刊部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茶话会,请了几十位作家,其中也有廖沫沙先生。廖在会上有个发言,内容如下:

  就我自己的经验提供给政协报。第一点,我开始在报上发表文章是1933年,在《申报·自由谈》,我看你们《政协报》“自由谈”栏目,想起我那个“自由谈”。我的老师叫陈子展,我在他家中遇见黎烈文,他同我握手。我给黎写了稿,他用了。所以副刊除约请老作家、名作家之外,还要靠新作家。这新作家要靠报纸自己培养。你们这个副刊可以培养大批青年作家。萧乾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大公报》副刊上,是沈从文发表的。《申报·自由谈》培养了不少青年作家,除了唐弢、聂绀弩这样的作家,青年作家也要培养。第二点,我30年代后期长期搞报纸,发现这么一条,办报人自己要写稿,自己动笔,一是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二是可以体会写作的甘苦,便于理解作者,对作者的稿件进行适当的补充、修改,而后采用。

  那时我为约稿之事,曾多次到廖老寓中晤谈。有时向他约稿,我把他逼的很急,他的夫人陈海云往往代他谢绝。但稿子拿到手,发表后,廖老总是风趣地对我说:“真得感谢你!让你一催,我这稿子不就写出来了?看来还是有点压力的好!”我们相视而笑。

  后来,成立了北京市杂文学会,他是名誉会长,我任理事,见面的机会更多了。

  1987年全国政协大会期间,我去京丰宾馆看望他,他十分热情健谈,身体状况也不错。我建议由我为他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我请他随意坐着,利用室内自然光,未加闪光灯,拍了一张照片,当时只拍了一张。过几天冲放后,送给他一张,他十分满意,认为气氛和神态都好。

  廖老曾为我书写过一个条幅,内容为他自己的诗作:“法相庄严胜佛身,斑斓荷叶更天真。无非妙道皆般若,净土如来在此心。”诗题为《莲花》。由此诗更可见出他超凡脱俗,大智大慧的心性。这也是他虽经“文革”磨难而坚忍不拔,笑对尘寰的宽广胸襟的体现。

  1988年元月廖老81岁寿辰时,向我介绍了他的养生之道。

  他首先从当时批判“三家村”那场劫难讲起。他说:“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点就是凡事不着急,遇事想得开,有点阿Q精神。”在那些有理难申、有口莫辩的日子里,廖老常以“自嘲”解闷。他饶有风趣地回忆说:“我本是一个小人物,林彪、‘四人帮’那么一搞,使我‘举世闻名’了。当时全国上下都批‘三家村’,到处抓小邓拓,小吴晗,小廖沫沙。我们三个‘大头目’就在劫难逃了,几乎每天都要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老实说,我并不害怕,批就批吧,看你拿我怎么样。”

  我曾将自己购藏的《燕山夜话》请他签名题款,现在都成了永久的纪念。劫后余生,他在自己的文友邓拓的著作上题字时,会是一种什么心情,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