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对曾国藩的评价(3)

　　民国初年，新式学校多采用姚姬传编的《古文词类纂》或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作为国文教本。青年毛泽东于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对两书作了一番比较。他表示：“国学者，道统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所谓道统，即儒家一脉相传的大本一源。内圣外王的道统，宋儒亦称之为义理。清代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姚姬传并把它同汉学考据以及词章之学并列为三，以为天下之学术尽在于此。曾国藩上承桐城派之遗绪，自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①  但是，曾氏强调三者之中，应以义理为本：“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途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②  既然将考据排除在外，那剩下的当然就是以词章来发挥义理了。所以郭嵩焘称曾氏“因文以证道”，是很中肯的。

　　“因文以证道”，必然宗经。曾国藩编选《经史百家杂钞》，每类皆以经冠首。并说：“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相求，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尔，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余钞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① 

　　这段话显然是针对姚氏的《类纂》而发。曾氏一向言词谨慎，此处直指其为忘祖，话语显得相当尖刻。青年毛泽东则一方面批评姚氏《类纂》有“畸于文尸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又盛赞曾氏《杂钞》有尊经重道和总揽四部精华的优越性。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写道：  “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顾吾人所最急需者，国学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这段赞语就不只是把它看作学习古文的范本，而且尊奉为通晓国学之津梁了。 

　　以上三点，皆举其荦荦大端，已可看出毛泽东早年对曾国藩的学问道德文章以及镇压太平宰的功业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除此之外，《讲堂录》中还记录了曾氏的多条语录，视同座右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他思想急遽转变的1920年6月，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还标举：“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缅怀先贤之深情，溢于词表。1921年建党前后，他的世界观实现了根本转变。1926年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里所肯定的是曾国藩“手段”高明，并非全面评价。自此以后，再没有看到他对曾国藩的公开评论。其心灵深处的变化如何，也许是永远无法解开之谜。 

　　(本文作者：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