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3)

　　曾国藩晚年与三大外事问题的处理有关。此三大外事是：“借夷兵助剿”、阿思本舰队事件、天津教案。曾国藩在这些外事的处理上，是功是过，是卖国还是爱国，学者们亦争论甚大。 

　　关于借夷兵助剿问题，最先是因宁绍道台张景渠勾结英法侵略军攻打太平军而提出，始作俑者并非曾国藩，而当借夷兵助剿问题提出以后，曾国藩向清廷反复上奏表示反对，他认为：“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而且他在书札中还表示更忧虑“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这里可看出他对“媚夷”者痛恨之情。所以，他认为：借洋兵以助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由于曾国藩等人坚决反对借夷兵助剿，清廷最后只得作罢说：“借兵助剿之议，迭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终咸丰朝，未能实行，史实明摆着，在借夷兵助剿问题上，不能归咎于曾国藩。 

　　关于阿思本舰队事件。1861年，曾国藩确曾向朝廷上奏购置外国船炮，目的是要建设中国近代海军。清延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代办7艘兵船。而英国侵略者借机成立一个什么“中英舰队”，用600名英国官兵水手，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而且规定：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其目的如英国学者季南指出的，“对英国来说，极重要的事情在于支配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支配她的舰队。”所以，这一恶毒计划自然遭到曾国藩的激烈反对，他写信给总理衙门，强硬地说，如果阿思本“意气凌厉，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客”，“则水陆将士皆将引为大耻”。他又强调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①，其祸患无穷。他主张“赶紧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职，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在曾国藩等人的强烈反对下，清政府只好将舰队遣散掉，“李泰国先生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肥缺，奥斯本舰长没有当成一名满清水师提督”②。英国企图控制中国军事的阴谋被彻底粉碎，这无疑是曾国藩的干预之功。 

　　那末，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曾国藩的功过又如何呢?我认为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对事件本身和有关方面进行具体分析。首先，大家都承认，天津教案的处理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屈辱的外交。大家也承认这是由于中国的当局都抱定“力保和局”宗旨的结果。那末，根据当时中国国情这个“力保和局”的宗旨对不对?当时，客观上讲，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军捻军起义之后，不仅封建制度、封建统治全面衰败，而且人民穷困，国力贫弱，刚开始的洋务运动还不能提供足够的物质力量来对付一次新的战争。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在复宝鋆的信中说：“目下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屑毫无把握。此等情势，弟筹之至熟，故奏牍信函，屡持此论”，主张力保和局。曾国藩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如果象李如松等顽固派那样，要“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①，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在一时之内可能毁得痛快，戮得痛快。但天津教案的局面，尚不好收拾，那因新的毁戮造成的战争局面又如何收拾呢?当权者不能不考虑“西林教案”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导火线的教训。中国有句俗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学者们发议论容易，因为他可不受实际利害关系的约束，每走一步都要看实际能否走得通，利弊如何?当天津教案发生后，英法美等7国联衔向清政府抗议，并集结军舰于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法国海军司令扬言要将天津化为焦土。当然，不能排斥此中多威胁的成分，但英法侵略者是做得出来的，已有历史教训在前。此时中国并无阻扼英法侵略者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实力。江苏巡抚丁日昌就此说：“现在沿江沿海所设防兵，如长江外海，水师船只不过舢板广艇之类。若在江海陡遇风涛，兵勇即颠簸不能站立，何况于战?其制造局新造轮船，合江、闽二省不过四、五号，身小力薄；以捕海盗则有余，以御外海则不足。”当时，曾国藩处两难境地，“反复筹思，殊无良策”，“深惧措置乖方，失机偾事”。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须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的、痛恨“媚夷”的、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来说，也是不甘心的。但是，形势决定曾国藩只能在“衅不自我开”，保持和局的前提下，尽力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对此，我们不能苟求于曾国藩。在强敌压境，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和牺牲，暂时向敌人作出让步，甚至接受屈辱性的城下之盟，以图将来的复兴与雪耻，在古今中外都不乏这样的历史事例。例如，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在德帝国主义的强大进攻面前，“为了使疲惫不堪的、疮痍满目的国家免除新的战祸，……作了莫大的牺牲”①，不惜接受割地赔款的屈辱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事例。作为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与长期国内战争破坏的中国，当时“力保和局”无疑是较为明智的抉择。所以说，对曾国藩，史学家应充分分析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起因和性质的认识，是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的。他在对天津教案处理总结的奏折中说：“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娟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逞。以臣所闻，酉阳、贵州教案，皆百姓积不能平所至。”②他肯定了教案“曲在洋人”，肯定天津人民“义愤所激”的正义性。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也有能力正确地分析形势，权衡力量，不为流俗影响，采取正确的方针，使国家免受新的战祸，这一点，他也做到了。他在给彭玉麟的一封信中说得很实际：“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胜一时，未必能力多年；能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在今日构衅泄愤，固亦难，然稍一蹉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所以他坚持力保和局。但在如何力保和局上，他与崇厚有所不同。在办案之初，他颇受崇厚影响，退让太多。在办案过程中，曾国藩逐渐认识到：“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因而态度也越来越强硬。他在家书中说：法人“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①。可见，他对洋人的让步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同时，他也作好了万一和谈破裂就决心一战的充分准备。他在上奏朝廷作好开战部署的同时，并函请李鸿章“万一事急……统率所部由秦入燕”，令湘军九千余人赴沧州“略资防御”，建议清廷实力防守各重要海口，以配合他的谈判。他向清廷表示：“今兹事虽急，病虽深，而此志坚实，毫无顾畏。乎日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亦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态”。很明显，曾国藩的力保和局与清廷的力保和局是不可同等看待的。由于这种区别，曾国藩棘手难办。所以，天津教案并未在他手中了结。但也不应讳言曾国藩在处理此案中的过失。据有的同志说，其主要过错有二：一是“办理过柔”，曾氏屈从法国人的压力与朝廷旨意，将天津府县地方官交刑部革职治罪，并将无辜义民20人处死抵命。连他自己也痛心地说：“吾此举内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②。可见他颇有自知之明。二是未利用教案发生一个月后爆发的普法战争的有利形势，以减少中国的损失。这与他“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以及当时信息传递不快有关。我认为，这两条过错是成立的。 

　　权衡曾国藩在天津教案处理上的功过，实事求是地说，应该是功大于过。我们评价曾国藩历史功过的同时，不妨多正视一下近代中国战祸的结局。落后就挨打，这是毛泽东的至理名言。中国不改变落后状态，就要挨打，打则失败，早巳被历史所证明。 

　　曾国藩在文学、理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在清代文坛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在治学、治家方面都有可垂范后世的贡献；在治军方面也取得了影响后人数代的成就。连毛泽东也说：“独服曾文正”。这些都为人所共知，不必多说。 

　　总之，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曾国藩创导近代化，推动历史发展，是他的进步方面。曾国藩不主张借洋人助剿，力主遣散阿思本舰队，在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既主张力保和局，避免新的战祸，又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是他的爱国方面。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本文作者；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