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的入湘与积淀(2)

　　战国时期，长沙地区的绘画艺术已相当高超，漆器纹饰的丰富，色彩的华丽，以及出土帛画画面的生动精美都证明了这一点。1949年在长沙南郊陈家大山楚墓中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帛画人物龙风帛画；1973年又在长沙子弹库一号墓出土了人物御龙帛画，均为湖南地区楚国帛画的杰出代表。人物龙风帛画，上方为展翅欲飞的凤鸟帮扶摇直上的龙，似欲飞升天国仙界；中部画一侧立妇女，高髻细腰，广袖宽裙，双手合掌作祈祷状；下层画一弯月形物代表大地。人物御龙帛画画一男子危冠长袍，身佩长剑，侧身向左持缰御龙，龙奋首卷尾作腾飞状，龙的尾部和下部，还有一鹤一鱼。两幅画中的人物形象均为墓主人，画中内容反映了楚人死后乘龙驾凤灵魂升天的思想。它们构思谲诡，立意新奇，线条云流风动，往往有传神之笔，因而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郭沫若先生生前对人物龙风帛画极感兴趣，专门撰文给予高度评价，并写下《西江月·题长沙楚墓帛画》：

　　“仿佛三闾再世，企翘阪鹤相从，陆离长剑握拳中，切云之冠高耸。上罩天球华盖，下乘湖面苍龙，鲤鱼前导意从容，瞬上九重飞动。”

　　长沙地区的音乐艺术在楚国时期也已令人惊叹。楚人习俗喜歌善舞，无论是婚丧嫁娶，节日喜庆，祭祀天地，行军作战都要起奏音乐。乐器中以鼓为主，40年代在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鼓身扁圆，腹壁弧圆，附有铜环钮，可以系绳悬挂，鼓身髹黑漆，其上用朱黄两色绘锁链式播龙纹，外形色彩极具艺术魅力。50年代长沙仰天湖楚墓出土的小木鼓直径仅14厘米，可以跪坐敲打。五里牌楚墓曾出土一件彩绘龙风漆盾，是一种用于舞蹈的器具。历年长沙楚墓出土的乐器还有笙、瑟、琴、铎等。考古资料证明，当时长沙的管弦音乐和打击音乐都很发达，并出现了专业音乐演奏者——乐师及专业乐队群体。此外，楚人信鬼神，好祭祀， 因而祭歌和巫歌巫舞在那时的流布相当广泛。

　　楚文化入湘后，长沙地区的诗歌文学、哲学宗教等明显发展。楚人善作楚辞，散文讲究用韵。长沙出土的帛书《天象篇》除个别几句外，通篇均为韵文。当、常、行、殃、伤、方押阳部韵，溃、李押微部韵，奉、那押东部韵……，可见长沙楚人已熟习了这种押韵体散文。

　　在思想方面，楚文化中占重点地位的阴阳术数思想于长沙地区表现充分。人们认为天干地支、四季年月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而神秘的联系，它影响着人们的生死、婚丧、仕途升迁、战争胜败等一切世俗事务。由此，长沙地区盛行占卜术。子弹库楚墓帛书中就有“卜问吉凶”之语，并详细叙述了一岁中灾异的趋避、祭祀的禁忌，表明当时的人们以封筮来卜问神灵有关生老病死、婚丧、战争等现实生活行为的吉凶。 

　　早先生活在长沙地区的越族居民大都信奉原始宗教，崇拜多种祖先之神和自然之神，楚文化南下后又带来了楚人的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两者互相融合影响，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长沙地区的宗教与神话。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有一个与人间现实世界相对应的天上神仙世界和阴间鬼灵世界。依据长沙楚墓出土的帛书及屈原在湘所作的《楚辞》，可以得知湖湘先民一是信奉自然神，如日神东君、云神云中君、风神飞廉、雨师薄号、水神河伯、东皇太一、山神、湘君、湘夫人等，其中湘君、湘夫人是湘人特有的信仰；二是信奉英雄神，他们是族神、祖先神的升华，最突出的为伏羲和女娲，他们是天地万物之神，又是补天的英雄和确定岁时的神。还有炎帝和祝融。传说炎帝即神农氏，是中华先祖之一。他教人耕作百谷，并精通医药，相传在湖湘地区采药时误食断肠草而亡，“葬于长沙茶乡之尾”；祝融是传说中的火神。楚人尚火，自认是火神的嫡嗣，所以在神话体系中视融的地位也很高。相传祝融死葬衡山（古时属长沙），故衡山最高峰名祝融峰。此外，湖湘先民信仰的还有帝，是制定日月运行的神；以及管日之神，襄助其父祝融“授民以时”的共工氏等。 

　　总之，我们可以得知，由于楚文化的南下入湘，长沙地区的文化呈现出繁荣态势，无论是工艺美术、音乐文学，还是哲学宗教意识都有显著发展，其中的许多因素至今仍对这一地区产生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