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精英人物(2)

　　万　里：　　毛泽东是一个深受王夫之和曾国藩思想影响的人。他无疑是湖湘文化所养育出之最值得骄傲的人物，同时也是湖湘文化的基本特质展现得最为充分完整的人物。他的历史功绩人们已经谈得很多，这里不必赘言。他本身就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对历史经典的精通甚至超过了许多专门的研究者，在他身上有着深厚的儒家或者说湖湘文化之经世致用、敢为天下先和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传统；但他又是一个出身于并非耕读世家的传统普通农家子弟，有着传统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草莽野气、江湖豪气和世俗霸气，以及深深蕴藏于湖湘民间的草根叛逆性格，这甚至在他走出韶山冲之前，就在与其父亲的日常生活矛盾中展现出来，所以他又藐视传统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人民或者说农民才更有知识，要求知识分子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这种气息是同样为湖湘文化所熏陶出的王夫之和曾国藩所不具备的——因为王、曾的耕读出身使其具有更为正统的文化遗传因子，更是江浙等其他文化系统的知识分子所不可能具有的。他有着浓郁的、诗性的庄子道家之自由和超越思想，其性格、思想和行为都追求充分的自由，任何传统的游戏规则都不能约束他，这从他的性格、思想、行为乃至所撰写的诗词中都可以看出来，这也是其他某些地域文化特质所缺少的；但他最终又制定出新的游戏规则，并要人们无条件地遵循。他是传统庙堂文化的颠覆者，例如他认为“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和“粪土当年万户侯”等，他对庙堂文化的颠覆所运用的是“草根文化”的思想武器。例如他于1964年8月18日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549页），最欣赏的是有着典型“江湖”野气、蔑视规则、藐视权威、颠覆主流、大闹天空、造反有理的“孙悟空”。他说：“孙行者是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习他呢？孙行者反教条主义，敢作敢为。”（1958年4月6日《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但他又是“庙堂文化”的重构者，最终他在自我以及他人的合力作用下又重新走上了“庙堂”或者“神坛”，一旦自己走上了“庙堂”或者“神坛”，他又不能容忍其他的“孙悟空”存在。他有着强烈的叛逆精神，他反潮流、反规范而颠覆了传统的主流话语权威；但他又重构了一种新的话语权威规范并独领风骚。　　他非常注重他所领导或参与建构的规矩或者规则，但他自己又常常“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地去破坏它。他非常重视草民，他始终注重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历代领袖（或帝王）中最亲民的人物，至今中国的老百姓还深深地怀念着他；但是他同样没有将草民改造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还是将其视之为应该不断受到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的传统百姓（特定话语是特定语境的产物，它反映出特定语境的形态特征。“百姓”是远在先秦就产生的对受制于“庙堂”的社会各界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的一种泛称。大革命时期，红色根据地在此语词前加上一个“老”字，称之为“老百姓”，以显得较为亲切，但其内涵实质并无改变。这一称呼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流行，可见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社会语境下的思维定势和集体无意识。湖湘文化三大层面六个子系统的文化因子，几乎都在他身上得到了高度结合与完全展现。当然，他还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现代文明的陶冶，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特质。　　

　　一般而言，沉淀稳固的传统乡土社会世俗文化决定一个人的性格，小而言之便是地域性，大而言之便是民族性；与时俱变的社会精英思想文化决定一个人的世界观（视野）和理想抱负。就性格特质而言，毛泽东主要得益于湖湘文化中的地域世俗性、草根性，以及传统文化中的荆楚道家文化；就世界观和社会理想而言，他主要得益于自宋代以降的湖湘经世致用之儒家传统，以及走出家乡之后接触到的湖湘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时代新知；如果不怀成见，联系他的言行、尤其是其早年的言语和晚年的行为，便可知晓。众所周知的大事不说，仅仅从一些日常生活小事中也可以看出来。例如，他在北京居住以及巡视各地时，经常招来各地的文艺工作者为他单独唱戏，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传统的帝王行为，放眼世界各国的近现代领导人，包括斯大林，都没有类似的行为，同时代的中国其他国家领导人也没有这样的行为，以及他所撰写的诗词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然流露等，颠覆庙堂和重构庙堂的帝王意识在他的思想中似乎存在。　　

　　正如俗语所说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在被马克思经典作家视之为另外一种特殊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中国，甚至直至20世纪，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摆脱传统社会形态的束缚，还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也没有产生强有力的工人阶级，因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传统文人或近现代知识分子领导造反或革命成功的先例，当然也没有纯粹的农民领导造反或革命成功的先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大都是一些接受了近现代西方文化熏染的传统文人，或者说是尚不成熟的知识分子。他们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屡屡失败，便是其身上始终存在着传统文人漠视农民（草民）的观念和心态，当然草民（农民）也看不起这些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两者很难相互认同并有机地捆绑在一起形成革命的合力。毛泽东则不然，他兼具上述庙堂草野、传统现代、正统边缘、高贵贫*等多元的文化素质，对中国特色的传统社会形态有着独到而又深刻的认识，故能借鉴经典——马克思主义及中国传统经典——而又不囿于经典；接受新知但又深深地扎根于传统和牢牢地把握住“中国特色”，满怀信心地走向民间、走进农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胜利之路。然而，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也是他始终未能真正走出传统的缘故；这也是具有浓郁农耕文化素质的湖湘文化难以与现代性契合的表现。值得指出的是，在毛泽东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都不是湖南人，这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这是不是与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之独异有关？如果联系到太平天国最终是被湖南人曾国藩而不是其他地域籍贯的人所“收拾”，“或然”性的倾向答案可能产生。　　

　　黄守愚：请问万研究员，那么您是怎么看待为什么同是在湖湘文化精神传统下而产生三个不同的精英人物的呢？　　

　　万　里：可以看出，同样是湖湘文化，可以先后孕育出上述三位精神特质具有某些共性但其个性却差异巨大的人来。其个性差异的原因当然是他们身处不同时代的缘故；而这三人无论是其共性还是个性，都与同时代其他地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人有着显著的差异。这证明了：其一，确实存在一种相异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湖湘文化；其二，湖湘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矛盾、优劣共生的复合体，简单片面地强调其某一层面、某一侧面、某一内涵，是不能真正认识湖湘文化进而深入其堂奥的。只有将其置于广阔的历史与文化视野下进行全面、综合、细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才能真正地对其解构和诠释，抽象出其积极进取的精神，抛弃保守落后、甚至破坏性的糟粕，才能找到湖湘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契合点以促进其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