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现象(2)

　　与前面两个人才群体相比较，该时期的人才群体系由一批极为年轻的知识分子所构成。他们多为热血青年，没有什么显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名望，都是为了救亡才走上历史舞台的。梁启超评述道："湖南向以守旧闻天下，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小学会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沈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矣。"（梁启超：《戊戌政变论》，《戊戌变法》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03-304页。）有人认为：如果说变法维新以康有为"公车上书"发其端，那么真正赋予它以实践的，则是湖南的新政。康有为说："中国变法，自行省之湖南起"；梁启超亦云："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参见杨金鑫：《湖南历史上人材群体初探》，《湖南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然而，真正令全国人们刮目相待、心悦诚服的还是该时期湖南人的那种为追求真理目标而无私无畏、锲而不舍的献身精神。如谭嗣同为了变法而"我自横刀向天笑"，血染北京菜市口；唐才常为"勤王"组织自立军于汉口，计划发难于长江流域，因事泄湘中志士被捕杀者20余人，其中死事最烈者，便有湖南时务学堂培养出来的少年英才湘阴人林圭，慈利人李炳寰、田邦璇，武陵(今常德)人蔡钟浩等4人。故国人群视湖南人"尽掷头颅不足痛"，将保国救亡的希望都寄托在湖南人身上。梁启超说："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梁启超：《戊戌变法·湖南广东情形》，转引自杨金鑫：《湖南历史上人材群体初探》，《湖南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杨度则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杨度：《湖南少年歌》，《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第四个人才群体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清朝光绪末年到民国初年。这是以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这个人才群体与前一个人才群体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不仅因为这个人才群体中的有的成员原本就是上个人才群体中的成员，而且还因为这个人才群体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受上个人才群体中的成员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与前一个人才群体略有不同的是，该人才群体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留学海外的青年学子。这些留学生身居异国，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感受民族危难的刺激，认识到义和团运动后清王朝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于是站到了清朝的对立面，以推倒这个王朝作为奋斗目标。这个人才群体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激进的、叱咤风云的的革命志士。如长沙人黄兴、杨毓麟、秦力山、毕永年、章士钊、左学谦、易白沙、徐佛苏、文经纬、彭渊恂，新化人陈天华、谭人凤、邹代藩、邹永成、陈润霖、曾杰、曾继梧、方鼎英，桃源人宋教仁、胡瑛、覃振、吴景鸿，邵阳人蔡锷、石陶钧、马邻冀，醴陵人宁调元、杨卓霖、李发群、傅熊湘、程潜，湘乡人禹之谟、杨王鹏、张昭汉、陈荆、陈方度，湘潭人刘揆一、刘道一、胡元，浏阳人焦达峰、陈作新，宁乡人黄、周震麟、陈家鼎，常德人刘复基、赵必振，衡山人陈范、陈撷芬、唐群英，湘阴人范源濂、陈嘉佑，澧县人蒋翊武，安化人李燮和，芷江人张学济，临澧人林伯渠，益阳人姚宏业，宁远人欧阳振声，平江人凌盛仪，凤凰人田应诏等等。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的成员，后来又都在日本东京或国内参加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同盟会。据统计，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的79人中，湖南籍的占20人。1905年至1907年同盟会东京本部登记入册的960位会员中，湖南籍的有156人。由于众多的湘籍志士参加了同盟会的革命阵营，因此这一时期几乎所有重大的同盟会的活动与斗争，无论是组织的、宣传的、武装暴动的，抑或是暗杀的，都凝聚着湖南人的业绩和勋劳。尤其是在同盟会领导的历次起义中，以黄兴为代表的湖南志士，更是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孙中山称赞黄兴在钦廉起义中以两百人抵挡清军两万人，是"不可以常理论的""非常的战斗"，而"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孙中山：《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82页。）

　　到了辛亥革命这一年，几乎在全国各地到处可以看到湖南人矫健的身影。如黄兴等人在广州黄花冈起义中孤军奋战，血染战衣；蒋翊武、刘复基等在武汉秘密运动，首举义旗；武昌首义后焦达峰与陈作新等又在长沙率先发难；长沙光复后湘军又最先援鄂。据统计，武昌起义后各省纷起独立称都督者凡25人，其中湖南籍的就有7人。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又是蔡锷在云南组织起护国军，最先发动讨袁。1920年，陈独秀赞扬湖南人的精神时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陈独秀：《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独秀文存》卷一。）

　　第五个人才群体出现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是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这个人才群体也是受惠于前一个人才群体的激励而成长起来的。这一时朝，湖南的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以先辈的行动为榜样，继续探索救中国与改造社会的道路。1918年4月，湘潭人毛泽东与湘乡人蔡和森、宁乡人何叔衡等在长沙组织了新民学会。8月，毛泽东去北京认识了李大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0年，毛泽东等人又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并建立起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13名代表中有4名是湖南人，即毛泽东、何叔衡、李达(零陵人)、周佛海(沅陵人，后叛党)。这13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而这50多名党员中，湖南籍的又占了近20名。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湘乡人)、贺民范(邵东人)、李达、李启汉(江华人)、李中(双峰人)、何孟雄(酃县人)、邓中夏(宜章人)、周佛海、陈云培(长沙人)、缪伯英(长沙人)、罗章龙(浏阳人，后分裂党)。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朝，湖南是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省份。当时大批的青年投身革命队伍，有的前往黄埔军校，黄埔一期的645位学生中，湖南籍的有180多人；有的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讲习所中，湖南籍的有36人；还有的参加广州政治讲习班，该讲习班的416名学生中，湖南籍的有384人。（《湖南党史大事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4、35页。）1927年初湖南有组织的工人已达40万人，同年7月湖南农会会员已达600万人，占全国农会会员人数的一半。1927年秋收起义后，在建立井冈山、湘鄂西、湘鄂赣、湘赣、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中，湖南籍的军事、政治人才数不胜数。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迁至岳麓山下，合而为一，名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京津学者云集，带动了后来湖南一批又一批青年奔赴延安，仅1939年湖南分赴延安的就有5批多达100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以湖南大学为中心开展群众性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时，湖南不少青年奔赴解放区，有的则配合南下大军开展游击战，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