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历史缺陷(2)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甲午战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的发生，湖南就一改昔日封闭守旧的格局，大力学习西方。在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以及开明官吏陈宝箴、江标、徐仁铸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湖南广开学会(以南学会为代表)、创办报刊(如《湘学报》与《湘报》)、设立学堂(如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等，从而成为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同样是在1898年，舆论界便又有了这样的评论：湖南"素称守旧，而近日丕变之急，冠于行省"。（《湖南学会林立》，《国闻报》1898年5月11日。〖ZW)〗所谓"丕变之急，冠于行省"，是说此时湖南维新派当中的激进人物及其主张，在全国引人瞩目。如谭嗣同的冲决封建网罗的豪情壮志、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激进主张，在当时可谓独步一时，空谷足音。

　　不过，当时在中国最早提出全盘西化论主张的，如樊锥、如易鼐，也是湖南人。可见湖南人一旦激进起来，又易于走向另一个极端。

　　湖南人易走极端的性格在民国时期也有表现。如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筹安会六君子中竟然有三个是湖南人，即杨度、李燮和与胡瑛。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为帝制复辟大造舆论。可是又是这三个人之中的杨度，他居然在1929年的秋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为党工作。再，当以陈独秀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的时候，湖南境内还死水一潭，尊孔复古的逆流大为流行；可是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湖南一旦真正开始新文化运动时，则其运动的强度、宣传的力度与发展的势头，又是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比不上的。

　　湖南在近现代诸多发展时期，其步调与全国不大一致，这一方面说明了湖湘文化在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湖南人易走极端的偏激性格。章士钊曾经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章士钊：《刘霖生先生七十寿序》，《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第1期。）这就是说，湖南人只要是自己认准了的道理或信仰会义无反顾，坚持到底。这可以说是优点，却也是缺陷。

　　四是湖湘文化中的"楚材晋用"现象较为突出。倘若审视古往今来湖南人才发展的脉络，不难发现，许许多多湖南人的事业与功果，都是在湖南之外成就的，这就是所谓的"楚材晋用"现象，即"墙内开花墙外香"。个中原因，主要是湖南闭塞保守，因循守旧，不具备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如嘉庆《长沙县志·风土》称长沙"士敦农愿，守法奉公"，甚至有"居山谷间，至有皓首不识官府者"。（转引自周跃云：《近代湖湘文化与湖南地理》，《湖南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这种闭塞的情形，自然障碍了士人的视野与心胸，以至于对于外来的文化，往往会采取排斥抗拒的态度。如乾嘉时，汉学在全国大肆兴起，而在湖南则影响甚微。这里面固然有学术派别的原因，但地理环境也不能不是重要因素。几乎从晚清以来，湖南的有识之士便都形成这样的认识，即湖南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冲出洞庭湖。1896年熊希龄就这样说："湘人畏风波之险，老死不敢出洞庭一步，既无游历，焉有见解?蛮习未化，厥有由来!"（《熊希龄集》上册，湖南出版社1996版，第48页。）果然，湖南人一旦冲出洞庭湖，一旦出省，一旦放眼外部世界的时候，就能积极地学习他人长处，就能一展身手，成就大事业。如近代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的魏源、理学经世派代表人物陶澍、贺长龄等，都是在走出湖南之后才开启新风与成就事功的。到后来，最早倡办洋务的和维新变法最力的也都是走出湖南的湖南人!

　　湖南人走出湖南，扩大视野，增加新知，有利于思想上的成熟与发展；在与其他地区人士的交往和比照中，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得以张扬，有利于其脱颖而出。所以湖南人走出湖南，不仅是对湖南还是对全国，都应是好事。但是湖南人一定要走出湖南才能够成才与成事，这又不能不让人感到，并产生看法，即如果不是湖南当局与各个部门对于本省的人才重视不够，就会是湖南的环境(包括软、硬环境)留不得人!倘若在一个或半个世纪之前，我们还可以因交通闭塞等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对当时的状况予以谅解的话，那么到了建国以后湖南不再存在过去那种环境和条件的状况下，恐怕就不能再为之谅解了!

　　湖湘文化的缺陷当然还远不止上述四个方面。例如湖南人缺乏大局意识，有时窝里斗；不合群，团结精神差；性格急躁，气太盛 ，不能虚衷受益；不善于纳言和向他人求教；也不善于包装和推销自己等等。限于篇幅，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