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再谈

　　■湖南人的"大气"体现在何处？

　　■湖湘文化是否有其局限,湖湘性格的弱点是什么？

　　■湖南的文化产业与湖湘文化之间有什么联系？

　　记者：自从上次我们做了《湖湘文化访谈》以后，不少读者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把它剪下来作资料收藏，有的还来信，希望进一步了解湖湘文化，所以有这一次湖湘文化再谈。首先，我想问的是，有读者说湖湘文化发源于湘潭，不知您的看法如何？ 

　　朱汉民：我想这里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湖湘学派是南宋时期的一个理学学派，而湖湘文化则是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如果只是说湖湘学派起源于湘潭，这倒不是什么新观点，我在1985年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另外，199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均指出湖湘学派最初起源于湘潭与南岳，30多年后其重心才转移到长沙岳麓书院。而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形态，其起源的时间当然比湖湘学派要早，其分布的地域更广。当然，湖湘学派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深刻地影响了湖湘文化的建构和发展。

　　记者：我注意到您在讲湖湘文化时，没有讲先秦、两汉时期的湖南文化，而长沙是屈贾之乡，又有马王堆文物，它们与湖湘文化是什么关系呢？ 

　　朱汉民：我们讲湖湘文化，总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我们称之为湖湘文化。当然，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有的人希望将湖南这两种文化形态连接起来，并称之楚湘文化。对此，我并不反对，但是不能忽略两种历史文化形态的重大区别。

　　记者：听说您最近又完成了一个湖湘文化方面的课题“湘学与原道”，您能谈谈研究这个课题的目的以及它们与湖湘文化的关系吗？ 

　　朱汉民：这个课题的目的是探讨湖湘文化的精神气质、深层思想和形上智慧。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如果说浙江人机灵、上海人精明的话，湖南人则可用“大气”来形容。这个“大气”可以表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志向；也可以表现为探寻大本大源的原道精神追求。“原”是探索、追溯的意思。“道”则是宇宙与人生的根本。正如古希腊信仰逻格斯、古印度信仰梵、希伯莱人信仰上帝一样，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道。我认为，湘学形成、发展、演变的历程，就是一部探索“道”的精神历程。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到王夫之的“实有之道”；从郭嵩焘、谭嗣同的“天变道亦变”，到青年毛泽东探索的“宇宙之真理”，均表达出湘学的原道精神与学术成就。这种原道精神不仅体现了湘人“大气”的精神气质，也标志着湖湘文化是一种有着思想深度的地域文化。我认为这种原道观念是湖湘地方知识中最有普世价值的地方。

　　记者：在我们的访谈中您总是以十分赞赏的口气谈到湖湘文化的许多长处，但是，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事物总有它的另一面。十多年前余秋雨在《上海人》一文中曾谈到上海人的性格弱点：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我们也得承认湖湘文化也有它的局限，湖湘性格亦有它的弱点，您能谈一谈这个侧面吗？ 

　　朱汉民：我认为很有必要做这种反思。首先我们应看到，湖湘文化是一种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地域文化，尤其是古代湖南是一个三面临山、一面临湖的“四塞之国”，内部多山而舟车不便，故而表现出很重的内陆性文化特征。如湖湘文化强调务实但又显得保守，重视经世而又轻视商人谋利。在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那里就表现出这种特质。与同时代的黄宗羲、顾炎武、李贽、戴震相比，他虽显得务实但又更显得保守，他提出“农人力而耕之，贾人诡而夺之”，非常严厉地批评商业活动，这都是湖湘文化所具有的弱点。当然，近代湖湘文化表现出通变、求新的开放精神，并在近代史上大放光彩，但这并不能掩盖近代湖湘文化保守的一面。我认为，近代湖湘文化是一种内部反差强烈的合“保守性--开放性”为一体的二元结构文化。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特别是“走向世界”的湖湘人士，表现出很强的通变、求新的开放精神；但是，湖湘文化的封闭、排外、保守倾向也表现得最为鲜明。如洋务运动的首领是湖南人，但排斥洋务最力的也是湖南人，当时湖南人曾以疾恶洋务而闻名于世。因此，我们看到，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湖南总是显得落后于其他许多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