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疫苗之父”汤飞凡是醴陵人(3)

　　中国首株青霉素是汤飞凡从皮鞋上分离出来的

　　淞沪会战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碍于时局艰辛，汤飞凡携妻儿返回长沙避难。于学术研究已无望，转而希望为国家抗战出份力气。汤飞凡把目光放在事关民生疾苦的防疫事业上。

　　此时，原设立于北平的中央防疫处搬迁到长沙重组，汤飞凡加入了进来。迫于日军进逼，1938年10月防疫处再次搬迁到昆明，汤飞凡及妻子亦在后撤队伍中。

　　当时昆明的条件极端艰难，细菌的培育研究工作几乎要从头做起，为此他四处奔忙，终于在西山脚下的滇池湖畔上成立了“中央防疫处”。刚开始没有自来水，汤飞凡设法使一台需要天天检修的锅炉继续工作，解决了器皿的消毒以及蒸馏水的供应。他还建立了马厩等动物实验室，不久拥有了一个细菌培养、分装、检定系统;创办了自己的玻璃工厂，制造各种实验所需的中性玻璃器皿。胃酶用完了，就从猪胃中提取。汤飞凡和他的同事们在简陋的条件下，终于制出了大批符合国际标准的疫苗与血清，不但满足了大西南防疫需要，还为在滇缅作战的盟军提供牛痘苗，预防天花引起的烈性传染病。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将士因伤口发炎而死去，为前方提供青霉素成为防疫处最迫切的任务。然而，青霉素的具体生产工艺在当时国际上属于军事机密，更重要的是，不同菌种青霉素的产量相差悬殊，高产株如稀世珍宝，外人根本无法拿到。加上中央防疫处简陋的条件，生产青霉素，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在汤飞凡心中，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都要尽全力为之。

　　在汤飞凡的感召下，防疫处上上下下掀起了寻霉热，全体职工及家属从早到晚到处寻找绿毛，找到后拿去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是汤飞凡依然十分执着。终于有一天，同事卢锦汉发现自己的皮鞋上有一团绿毛，汤飞凡拿到实验室，从中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这是国内首次分离出青霉素。这支从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菌种，开始用于国产青霉素的生产。后来，汤飞凡从美国、印度等地要到了其他一些菌种，加上国内的一共30株，比较的结果，还是来自旧皮鞋的那株产量最高。一只普通的旧皮鞋，穿在普通人的脚上，却因为汤飞凡，成就了不普通的事业。

　　中国产的天花疫苗是滇缅作战盟军的救星

　　1942年，在滇缅战场作战的盟军发现天花病例，近在昆明的中央防疫处刚刚完成牛痘苗天坛株的重新筛选并研究出了新的生产方法。盟军得知后，派专人考察，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实验室的技术水平，都给予了很高评价。防疫处的检定室还被选为美军指定临床化验室。经过考察，盟军决定，不仅牛痘苗采用中国株，而且其他疫苗和血清也不再越洋运来，都改由中央防疫处供应。

　　由于汤飞凡对疫苗的严格把关，昆明生产的牛痘疫苗在盟军中获得信任。1945年，在滇缅边境战场上，盟军又发生了“不明热”，严重威胁着部队战斗力。美国只好求助于位于昆明的中央防疫处。汤飞凡派助手魏曦赴现场，通过调查和实验证实其实是恙虫病。采用了针对恙虫的防制措施后，“不明热”得到控制，魏曦因而获得美军“战时功绩荣誉勋章”。

　　在艰苦的抗战期间，汤飞凡凭借自己所学，生产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斑疹伤寒疫苗、牛痘疫苗，挽救了无数遭受病毒感染的战士和平民，汤飞凡也成了快速研制疫苗的代名词，被称为“中国疫苗之父”。

　　1945年1月，中央防疫处更名为中央防疫实验处。8月，抗日战争胜利，卫生署决定将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时至今天，全国各地一些生物制品和微生物学、免疫学的研究骨干中，不少人当年都在昆明或北平的卫生防疫处工作或学习过。汤飞凡不仅是我国微生物科学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一个勤勤恳恳、不怕艰难困苦的创业者。他不仅研发制造第一批中国的狂犬疫苗、牛痘苗、青霉素，更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百折不挠地研究沙眼病的病原体，并用自己的眼睛做实验，论证了沙眼衣原体才是困扰了人类数千年致盲症的罪魁祸首。

　　今年是汤飞凡逝世60周年，一个甲子之后，又有多少人想起这位20世纪预防医学领域里的战士，一个永远不该被忘记的人呢?但愿这世上多几个汤飞凡。

　　鸣谢：醴陵市委宣传部、中南大学档案馆

　　撰文/本报记者钱烨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