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盛赞“西方有个黑格尔，东方有个王船山”(2)

02

1839年某一天，62岁的湖南人邓显鹤，在长沙城南书院，接待了两位不速之客。

邓显鹤也是一个奇人，他颇有才华，又急公好义，因此交流广阔，他不想当官，热心编纂之事。

他很爱他的家乡湖南，堪称湖南最早的“文化强省”实践者，痛感明清数百年间，湖南所出人才甚少，为什么不编些书，来激励湖湘子弟?

他四处寻找此类文献，“乃从事搜讨，每得贞烈遗行于残简断册中，为之惊喜狂拜”。他费尽心血，找到一本明朝佚书《楚宝》，重新校订刊行，列出从楚国至明末这两千年间湖南的历代贤人，第一个是屈原，最后一个是王船山。

邓显鹤尊王船山为“我师”，哀叹王船山的著作已经遗失，但又存一丝希望，他在《楚宝》王船山一节中写道：“安得士夫家有珍藏全部善本，重为审校开雕，嘉惠后学，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时为1829年。

十年后，他等来了，这两位不速之客，其中一位叫王世全，湘潭的一个商人，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王船山的六世孙。他交给了邓显鹤一份从未出现过的王船山诗作手稿，同时告诉他：王船山的著作，还收藏于世。邓显鹤“大喜过望”。

王船山故居

这是人类文明的幸运，王船山的后人，延续着坚忍的风骨，无论何等贫困，仍始终小心翼翼守护着那些用生命写就的手稿，一代代把这秘密藏在家族之中，等待时机。

此时距离王船山病逝，已经147年。清廷对王船山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文字狱的阴霾开始淡化，王船山还因为忠贞不贰，被树为儒家精神的典范，而那些在明清更替之际叛明降清者，则在史书中成了“贰臣”。

邓显鹤组成了一个编辑小组，王船山后人也对此进行了大量投入。经过大量工作，邓显鹤共整理出《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卷，于1839年在长沙开雕。这是中国历史中一个常被忽视的伟大时刻，王船山的思想光芒，就此挣脱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禁锢，云开雾散，光芒大涨。

令后人感慨万千的是，《船山遗书》开雕翌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近代史开启，沉溺在天朝上国迷梦中的中国人骤然惊醒，面对列强入侵、世界巨变，“心学”“理学”对现实无能为力。幸好，有王船山。这是理论与时代的一次精准结合，在漫长的沉默与孤独之后，王船山拥有了一大批隔代知音。

王船山主张“知而不行，犹无知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反对空谈，力倡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治学当为国计民生致用，反对治经的烦琐零碎和空疏无物。在当时学者热衷于钻在故纸堆里考据的背景下，王船山学说之生命力，可想而知。

湖湘士子服膺王船山学说，并身体力行，关心国事时务，深究天下利弊，寻找解决之路。

譬如曾国藩，他甚至在1862年与太平天国战争白热化期间，用一个月的晚上读完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

另一位湘军系的晚清重臣郭嵩焘也与王船山“心心相印”，他曾这么评价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尽古今之变，达人事之宜，通德类情，易简以知险阻，指论明确，猝然一出于正，使后人无复可以置议。故尝以谓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

这一波王船山学说的传播者，以湘军集团为主，他们理解、认同并大力阐发船山先生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为刊刻船山遗著更是全力以赴。

正是在曾国藩的亲力亲为下，《船山遗书》历时两年，从同治二年(1863)至同治四年(1865)刻竣，共计56种288卷，成为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船山著作汇编。

邓显鹤功不可没，梁启超称他为“湘学复兴之导师”。邓显鹤去世后，他的墓表由曾国藩撰文、左宗棠书写并篆额。曾、左关系不好，这是他俩唯一联手创作的作品。

影视剧中的王船山

03

1903年秋天，上海，一群热血青年刊印了一本小册子，名叫《黄书》，作者王船山。迅速间，全国掀起《黄书》热潮，随之而来的，是“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口号与行动之风起云涌。

此时距离《黄书》最初成书时，已将近250年，当时王船山38岁，正逃避清军之搜捕，假扮瑶人避难于窑洞之中。他当时身负亡国之痛，又命悬一线，内心之激愤，可想而知。

《黄书》中重点写了“夷夏之辨”，到了20世纪初，成为革命者的推崇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借助王船山的学说，还有他坚持不与满清统治者合作的崇高民族气节，号召国民投身于排满反清的民族革命之中。腐朽透顶的满清政府，已经摇摇欲坠，终于在1911年，终结于辛亥革命。

反清志士章士钊后来回忆说：“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说大张，不数年清室以亡……船山志在鼓励本族，从事光复。”

跟第一波传播王船山学说者以湖南人为主不同的是，辛亥革命前，王船山学说已传播至全国，孙中山、章太炎、章士钊等人，都大力推崇王夫之的民族主义思想，尤以章太炎为主。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思想界，章太炎是对王船山评述最多，也最为推崇的学者之一。出于排满革命的需要，章太炎不但高度评价了王船山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气节，同时在民族思想、进步的历史观等方面继承和光大了王船山的思想，将《黄书》等强调“夷夏之辨”的书籍，当成革命者的思想武器。

辛亥革命胜利后，章太炎总结说：“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于斯。”

有意思的是，章太炎还怒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在刊行船山遗著、传播王船山学说中起了巨大作用的一群人，批评他们虽读船山书，却仍为清朝统治服务。

事实上，辛亥革命爆发前，满清政府与革命者，都在争夺王船山。满清政府想把王船山包装成正统卫道的大儒，而革命者则将王船山视为排满的先驱。

王船山有名言曰“新故相推，日生不滞”，说的是新旧事物交替变更，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停滞不前。满清贵族思想僵化，故步自封，又如何能够理解并利用王船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