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临终前 为何喊“杨度误我”？(2)

　　杨度在民国初年的官场上是非常失意的。面对民国建立后出现的内阁更迭频繁，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秩序混乱的现状，杨度对自己的政治思想进行了梳理。在杨度看来，中国是需要一个皇帝的，在这个皇帝之下实行西方近代立宪制度，中国才有希望，至于这个皇帝是谁，反而不重要。杨度将自己的这种想法告诉了好友夏寿田。

　　当杨度产生放弃共和制度而倡言君主立宪制度的想法时，夏寿田已经探知袁世凯有复辟帝制的意向，遂建议杨度将君宪救国的主张系统地阐发，由他呈送袁世凯。

　　1915年4月，杨度撰写了《君宪救国论》一文，以问答式的对话体，阐述了“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的核心观点。他大讲中国民众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他强调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正合袁世凯的心思。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经夏寿田秘密转呈给袁世凯，袁阅后极为欣赏，连声称赞杨度：“真乃旷代逸才也！”他不仅将此文当成改行帝制的理论纲领，交给徐世昌、梁士诒等人传阅，并把它寄给湖北将军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而且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字，制成匾额赐赠杨度。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发表之后，徐佛苏、丁世峄等人秘密呈请袁世凯改行帝制，袁世凯命夏寿田将这些意见就商于杨度。袁世凯初意是让杨度做一个居间人，与徐、丁等人秘密联络，幕后指挥徐佛苏等人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并网罗一些社会名流参加，使这个团体能影响和领导民意，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袁世凯自己既不能发号施令，也不能亲自指挥，因此觉得由杨度出来担任最为适当。杨度为了实现自己的“帝师”梦想，欣然出马，邀请了五位有名人物：孙毓筠、胡瑛、刘师培、严复、李燮和，加上杨度自己，总共六人，被时人称为“洪宪六君子”（或“筹安会六君子”）。杨度接连发表文章，掀起了所谓讨论国体推行帝制的轩然大波。

　　但袁世凯此时认为杨度搞的筹安会，是书呆子的办法，整天在咬文嚼字上面下功夫，遂逼迫杨度改用简单方法，由筹安会给所有的代表每人发一张选票，填上“君宪”或“共和”二字，投票的结果是要“君宪”，以此办法拥戴袁称帝。8月28日，筹安会投票表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次日，它向全国宣告：立国之道，不外二端，首曰拨乱，次曰求治。“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此本会讨论之结果也”，公开鼓吹恢复帝制，将袁世凯的真实想法向世人公布。世界军事网 www.shijiemil.com 请支持原创军事评论 转载注明出处

　　筹安会成立后，杨度与胡瑛等人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聚会，有一段“走狗”言志的典故。

　　胡瑛率先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

　　杨度道：“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

　　孙毓筠则说：“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

　　严复说：“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

　　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要走。”

　　第二天，“走狗”言志的故事，传遍津、京。天津《广智报》刊登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做吹鼓手的筹安会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这幅漫画讥讽杨度为袁世凯的走狗之首，所谓狗头军师杨也。实际上，此时的杨度自视甚高，要做洪宪第一功臣，实现自己的宰相梦。

　　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说袁世凯骂杨度是“蒋干”。蒋干在《三国演义》里是个容易受骗上当的书生。杨度的老师王闿运称他是“书痴”，并在《湘绮楼日记》中记载：“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杨度能文章，有辩才，精通各国宪政，是一个难得的政治人才。但与梁士诒比较，杨度书生气甚浓。杨度与梁士诒同时考取1903年经济特科，梁是第一名，杨是第二名；在清末袁世凯内阁中，梁是邮传部次官，杨度是学部次官。但进入民国以后，梁一直春风得意，手握实权，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以“财神”、“二总统”着称。他们的仕途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差异，其原因正在于：梁八面玲珑，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杨则才气纵横，雄辩滔滔，不脱书生气。

　　杨度组织筹安会引起全国反响后，梁士诒很是妒忌。为了避免“奇勋伟业”被白面书生杨度夺去，梁士诒对袁世凯说：“杨度搞的什么筹安会，是空谈学理，有什么用处？既然筹安会自称是研究和讨论国体问题的团体，已经表决赞成君主立宪了，那么，它的任务已完成，应该取消，另外成立一个有实际行动的统一机构。

　　这样，梁士诒以巨款收买、组织所谓“请愿团”，在安福胡同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一时间，北京出现了“商会请愿团”、“教育请愿团”、“社政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纷纷向参政院请愿，表示拥戴袁世凯为皇帝。如果说筹安会还只是以研究政体标榜，全国请愿联合会则是一个实际劝进的团体，很快成了帝制活动的中心，甚至筹安会不少会员也被并入联合请愿团中。复辟帝制活动的主要人物已不再是杨度，而是梁士诒。但杨度因为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被全国人民痛骂，成了臭名昭着的、为袁世凯复辟效劳的六君子之一，弄得几面不讨好。

　　10月25日，全国各地的袁氏党羽开始选举国民代表。各省投票结束后，参政院急忙于12月11日上午9点开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解决国体之总投票，推举杨度等人起草推戴书。袁世凯接到推戴书后，并没有立即接受，而是立即发回。很显然，袁要“谦虚”一番。

　　杨度等人对此早有预料，二次起草2600余字的推戴书，列举了袁世凯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等六大“功绩”，称其功勋“迈越百王”，吹捧袁氏德行超过古代君主。

　　12月12日，袁世凯在一片假借民意的筹安、请愿声中，接受了推戴书。12月13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总统府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翌年初，开始按公、侯、伯、子、男五个档次封授爵位，40岁的杨度竟然成为最高一级的“公”，且单享“文宪公”的称号，地位远高于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

　　为袁世凯帝制出了大力的杨度，坚信自己将是“中华帝国”的首任宰相，相传曾派人到法国巴黎订制了一套华贵的宰相礼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