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专家杨端六生平(2)

　　杨端六是1920年由英国回国的，还在英国时，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就聘他担任撰述，回国后即在商务工作，并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这年夏天，他回长沙，把他的母亲和一个在湖南稻田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并留在母校任教的小妹杨润余接到上海，在闸北虬江路四达里定居。他这次回来，并不是专门为了接家眷，而是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四团体陪同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到中国来演讲。他们于1921年l0月25日到达长沙，杨端六担任了罗素在长沙的第一回演讲的翻译，讲题是《德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政治》。杨端六自己也对长沙的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三个专题。由于他的满妹润余是新民学会的成员，而这个学会的领导人毛泽东当时又兼任了长沙《大公报》的特约记者，因而与之相识，毛泽东还把端六伯的一次讲话记录了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的第十版上。尽管杨端六在一段时间中，对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但在全国解放以后，他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是与20年代起他同毛泽东的结识有一定的联系。

　　1926年，杨端六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推荐，出任这个新成立的研究院所属的经济研究所所长。那时该院仅有地质、历史、经济三个研究所，其他二位所长分别为李四光(仲揆)和傅斯年。杨端六由他的同学、研究院主任秘书杨杏佛(铨)的介绍，参加了国民党。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时间并不长。因为李四光授命筹备扩大武汉大学，他就和李一道离开中央研究院了。在中央研究院期间，他着重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年至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著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一书，绘有图表四十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至今仍受到重视。

　　1930年，新的武汉大学(即由李四光任扩建委员长的武大)筹备基本就绪。作为这个大学的筹备人之一的杨端六全家迁到武昌，住在武昌昙华林街。1932年，罗家山(后来由闻一多先生易名为珞珈山)校舍初步建成，就搬进山前区宿舍，抗战前，他们在这里住了八年。杨端六先后担任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法商学院院长和教务长等职务。他始终上课，教授“货币与银行”，他的著作《货币与银行》于1930年在商务出版后，一直作为教科书，以后每年修订，列为商务的“大学丛书”再版多次，40年代大多数大学经济系都用它作为教材。

　　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聘请一些在野名流担任委员，共同讨论巩固国防，抵御外侮。后来这个委员会并未成立，而是由钱向蒋介绍胡适、钱端升、杨端六等23人分批地为蒋讲课，杨端六从这时起认识了蒋介石。后来，蒋介石在他的军事委员会里成立一个审计厅，通过王世杰的关系，要他去当厅长。他对此事感到十分苦闷。这个厅长的职务应由军人担任，他以不是军人推辞。蒋介石为了装饰门面，一定要他出山，他又提出：不离开学校，不离开讲台和不穿军装，仅利用假期去南京兼职。不料这些条件仍没有推掉蒋的请求，除全部同意外，并授与上将军衔。从1934年到1937年，杨端六在每年暑假中去南京任职二三个月。他去南京，仍旧长袍马褂，从未穿过军服。1938年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个闲衙门“审计厅”也就裁撤了。

　　抗战爆发后，杨端六夫妇和他的同事们积极地参加爱国捐献，还由袁昌英署名撰文表示毁家抒难的热忱。1937年冬，武汉大学由武昌迁到四川乐山，是由杨端六踏访地址、主持迁移的。乐山是个没有军事设施的小城，但日军并不放过，在一场狂轰滥炸中，杨端六的家被炸毁，加上货币不断贬值，这位理财专家却一点不会理自家的财，不做生意也不会囤积生活资料，工资还是存入银行，结果生活十分拮据。

　　解放后，杨端六的儿子也考进了武大。虽然他是院长，但从未过问儿女、侄子、侄女考学校的事。1944年6月，经济系的同学为他做六十大寿，那时，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同学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些彩色纸，做了一个大寿字，寿字下有祝寿者的签名，请他坐在茶话会的中间，合影留念。在武大，这样的尊师盛会是少见的。1948年冬，杨端六接受他的同学陈剑修的一再邀请到桂林去讲学。杨端六是带着他的研究课题“中国货币史”去的，因为太平天国最初起义于广西，太平天国钱币在别处罕见，而桂林甚多。他们一家住在桂林南郊将军桥的一个教授宿舍里，夫妇俩都没有开课，杨端六应同学请求，作过几次“中国货币史”的演讲。解放后，他们一家搬回珞珈山，杨端六仍任经济系教授。那时，他已有60多岁了，平素就有腰痛的毛病，有一次去上课，跌了一跤，以后，学校就照顾他不上课了，在家里做研究工作。

　　杨端六对自己，诚诚恳恳地接受思想改造；对国家，努力地从事著作，在50年代的末期，完成了《清代货币史稿》，后来由三联书店出版。50年代的初期，伯伯曾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委员。1956年参加了“民革”组织。1957年，杨端六和袁昌英被错划为“右派”，杨端六深知妻子在解放后努力思想改造，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因而精神受到刺激。到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家又受到冲击，在身边的独生子杨弘远教授也被迫与他分居，远在北京的女儿杨静远下放到“五七”干校，自顾不暇，这时他已身患重病，独自住在医院。1966年9月30日，享年81岁的杨端六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去世。

　　中国旧时商业记帐是流水簿，这种方法只能简单地表述资金收付情况。随着商事日繁，不能不谋求改革了。1917年，有一个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留学生，在国内发行的《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商业与会计》，第一次把现代会计原理和商业活动有必要采用的现代会计方法介绍给中国商界。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名人的杨端六教授。

　　1921年9月，商务印书馆实行大改组，王云五出任商务编译所所长，他感到商务的财务制度是非改不可了，于是与深通现代会计的专家杨端六签订了全面改革商务财务工作的合同，着手改革。不久，立见成效，不仅商务满意，而且使中国旧商界耳目一新。后来杨端六正式出任商务的会计科长。被人称为商务的“金柜子”。中国的商业会计工作者们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