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维键著名经济学家(2)

　　马日事变后的第二天，董维键拒绝去省府议事，他的住所“键庐”被军警搜查。第三天，他同好友张唯一秘商，决定迅速摆脱特务的追踪，潜往武汉，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他来到武汉后，同相继来到武汉的湖南部分县党部、革命团体领导人组成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及民众团体请愿代表团，他与朱剑凡等5人任常务委员，开展大规模的宣传和请愿活动。他写出《长沙事变经过情形》、《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形》等材料，揭露许克祥等制造的谎言，指出马日事变完全是一次“严重的反革命事变”，号召广大革命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这年秋，经郭亮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曾赞扬说：“董维键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时，冒着危险加入党内来，这就是不简单的了，值得敬佩。”

　　1928年初，董维键由武汉转移到上海。在党中央机关做国际宣传和情报工作。1930年，他又奉命与几个同志组织工农通讯社，领导中央交通局新开辟的由上海——香港——汕头(潮州)——大埔——埔北——永定陶坑进入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并负责运送工作。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不仅将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瞿秋白、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等领导同志安全护送到中央苏区，而且还为苏区采购和输送了大批军需物资，对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上海期间，董维键曾利用自己著名经济学家和文化知名人士的声望，团结上海的文化界人士，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合法的斗争。在1930年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他在《申报》月刊上发表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等文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断——中国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最后必将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他还撰写介绍社会主义苏联在政治、经济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大量文章，驳斥国民党当局的反苏、反共产主义宣传，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他忧心如焚，先后撰写了《纪念困难中抗日民众的血泪》、《日人的中华联邦帝国计划》、《中华民族的出路》等十多篇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阴谋，谴责国民党政府当局对日妥协和国际联盟以调停为幌子出卖中国主权的可耻行径。他还写了《反对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法西斯主义之国际性》等文章，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企图挑起世界大战的阴谋，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以民族的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他在上海除写了大量文章外，还出版了近十部著作和译著。他的稿费大部分都交给党组织和接济经济困难的同志，当时仅每个月的党费他就交了两百块银元。

　　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后，董维键继续留在上海中央执行局工作。1935年2月，上海中央执行局机关遭到一次严重破坏，大部分负责人被捕入狱。他毫不畏惧，与浦化人等重组上海中央分局，并担任宣传部部长，继续领导白区党的地下斗争。7月下旬，上海中央分局又遭破坏。当他得知和他一道工作的一位同志有被捕危险时，便不顾个人安危，跑去通知那位同志转移，自己也因此被捕。不久，他作为重大政治犯被押往南京监狱，受尽残酷的折磨。

　　七七事变后，经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交涉，董维键获释出狱。出狱时，他已身患重病，步履艰难，但却立即赶往上海，找到党的组织，然后转赴武汉，被安排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七处二科科长，负责国际宣传和国际情报工作。他还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第三厅中共秘密小组成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