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名人严怪愚：鲁迅悼文引起论战

　　严怪愚本名严正，湖南邵东县人。他之所以改名怪愚，是因为邵东乡下多鲶鱼，此鱼形象丑陋，习性刁钻古怪。乡人乃喜欢以“鲶鱼拐子”或“鲶拐鱼”来骂人。在湖南大学读书时，严正即谐“鲶拐鱼”取“严怪鱼”为笔名发表文章。

　　1935年，严怪愚从湖南大学经济系毕业。他放弃了所学专业的大好前途，却投身新闻界工作，开始了动荡危险的记者生涯。当时许多亲戚及同学劝他不要放弃专业，不要走“歪门邪道”，有人甚至说他人如其名，又怪又愚。他回敬说：人各有志，请勿勉强。

　　踏入新闻界的第一年，他第一次前往沪宁探访，即趁机拜会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对他说，做人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这句话竟影响他一生，也使他受了不少苦。

　　1936年，严怪愚婚后更是全力投入独立的长沙《力报》的工作。可是不久，鲁迅先生逝世，当时任采访主任的他与主编陈楚率先在《力报》开专栏悼念鲁迅，使许多其它报纸不敢采用的纪念文章得以在《力报》发表；并在长沙发起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因为这张报纸创刊时曾声称“拥护中共”，此举深为一些政要和右派文人不满。

　　刚好，随后段祺瑞也辞世了，当时在东南新闻界风头十足的《国民日报》主编罗心冰，就抓住鲁迅与段祺瑞两人的遗嘱大做文章，还出特刊追悼段祺瑞，与《力报》唱对台戏。他在一篇《随便谈谈》的文章中，说段祺瑞至死不忘国事，仍在为国家操劳，贬责鲁迅死也不忘个人恩怨，为儿女操心。因此，他得出结论说，“鲁迅之死不算得损失，段祺瑞之死才算得损失”。

　　严怪愚马上撰文回驳，他写道：“鲁迅的遗嘱，我喜欢他的‘硬’，喜欢它刻毒而近乎实在……段祺瑞的遗嘱，我喜欢他的堂皇，口气足，虽然实际上做不到，事实上近乎夸大，可是到底可以给‘幻想’一点安慰。但我更爱鲁迅，因为他一生没有做过‘媚’的文章，他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为民众的觉醒而呐喊。的确，段祺瑞功在‘民国’，那么，鲁迅则功在‘国民’了。”

　　罗心冰以他的老资格，万万意料不到会败在年仅二十六岁的严怪愚手里，他大骂严怪愚“领了俄国卢布”和“啃了俄国的黑面包”之余，只好央人斡旋调停。

　　1938年春，在台儿庄战役打响之前，严怪愚作为随军记者去到徐州前线，进行几个月的战地采访。他写了十几万字的战地通讯。揭露日寇的野蛮行径，讴歌了抗日军队的业绩，大大鼓舞了后方军民的斗志。